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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释的语境论进路探析
2020年04月29日 08:53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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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An Analysis of the Contextualist Approach to Historical Explanation

  作者简介股票投资:马健(1990- ),男,山西汾阳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殷杰(1974- ),男,山西汾阳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太原 030006

  原发炒股配资 股票投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20194期

  内容提要股票投资:20世纪下半叶,历史学研究发生了“语境转向”,语境论历史解释的讨论随之兴起。沃尔什、怀特等历史哲学家将语境论视为历史解释的形式范式,初步勾勒出了这种解释模式的方法论本质和哲学意蕴。斯金纳、波考克和贝维尔等历史学家以思想史中语境论解释模式的具体机制为争论焦点,对语境论思想史解释的理论基底和方法路径进行了辩护。基于此,文章从元理论和学科实践的双重维度,重新考察了“历史解释的语境论进路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股票投资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contextual turn” took place in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textualist historical explanation arose accordingly.Philosophers of history,such as Walsh and White,regarded the contextualism as a formal paradigm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and preliminarily outlined the methodological nature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explanation model.Historians,such as Skinner,Pocock and Bevir,defend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methodological path of the contextualist explanation of history by focusing on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the contextualist explanation model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Based on this,the paper re-examines the question of “how is the contextualist approach to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ossible”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meta-theory and disciplinary practice.

   关键词:语境转向/历史解释/语境论/contextual turn/historical explanation/contextualism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脑的本质与现代认知观研究”(18JJD720004),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新趋势研究”(201604002),2017年度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文本、行动与话语——语境论视域下的历史解释与意义建构”(2017BY030)。

  伴随着语境观念在人类思维领域中的广泛渗透和语境论世界观(contextualism as a worldview)的突显[1],20世纪后半段,在历史学、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等学科中,以语境分析介入历史研究的理论路径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在笔者从谷歌Ngram生成的1900年至2008年“语境与历史”(context and history)研究趋势图中(见图1),我们看到,在1960至2008年之间,除去一些微小的波动,相关论著的发展速度骤增。总体上看,在后现代主义和“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语境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已经变得不容忽视,有些历史学家,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甚至明确提出,20世纪下半叶,历史学发展呈现“语境转向”(contextual turn)[2]164。

   

  图1 谷歌Ngram生成的“语境与历史”研究论著增长趋势截图

股票投资  语境转向为我们求解历史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开辟了新的方法论路径。作为20世纪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核心论题,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性质的追问深深触及了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合法性、规范性等本质问题。然而,囿于该问题的复杂性和分析哲学解释理论的局限性,职业历史学家、史学理论家和历史哲学家,在历史解释及其模型的理论界定方面缺乏一致意见,甚至于在后现代主义兴起以后,该问题在主流学术语境中已经被搁置,这一处境与史学规范性的诉求背道而驰。本文尝试以语境转向后,历史编纂学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和史学理论中有关语境论解释(contexualist explanation)[3]561模式的讨论入手,为历史解释性质的重新定位提供规范性辩护。

股票投资  一 、历史编纂学层面的语境论解释

  事实上,语境和语境论在历史解释研究中有着深厚的理论积淀。在“语言学转向”之前,语境论解释模式在传统史学的实践层面已经逐渐凸显,“将其置于语境中”亦成为历史研究的金科玉律[4]。后现代主义者在突出历史研究的文本性特征的同时,将历史文本、历史事件、主体行动等研究对象与相应语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一种怀疑主义的方式揭示出来。由此,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实际上为语境论解释模式在历史学中的突显提供了理论前提。下文中我们首先来分析语境论解释模式在历史编纂学中的形态。

  (一)世界假设与四种历史解释模型

  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历史学家通常需要对研究对象(包括事件、结构或者过程等)进行“形式的、外显的或推论的论证性解释”[5]。然而,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的具体类型及其形式,始终未达成公认的约定。对于历史编纂学中解释范式的区分,我们可以按照解释运作的方向是追求“分散”(dispersive)还是“整合”(integrative),解释运作结束后被解释的现象所呈现出的一般局面,这两条标准来进行[6]64。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就是沿着这种分类标准,在借鉴哲学家斯蒂芬·佩珀(Stephen C.Pepper)的“世界假设”和根隐喻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历史解释的四种形式范式:形式论(formism)、有机论(mechanism)、机械论(organicism)和语境论(contextualism)①。具体来看:

  其一,有机论与机械论历史解释。这两种历史解释模型都强调对历史现象的“整合”。有机论者(Organicist)秉承一种“宏观—微观”关系范式的形而上承诺,持这种理论倾向的史学家往往在历史研究中采取“综合”(synthesis)的办法,把存在于历史记录中的各种细节和语境整合到一般历史整体中,将历史进程中的不同时期或历史研究的单个实体描述成整体结构中的某一组分,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把握分散的事件,历史过程的综合实体是历史研究的终点。这种研究路数的代表是黑格尔和兰克,他们的研究旨趣在于描绘整个历史过程的终极意义和模式。机械论者(Mechanist)分析策略的特点更倾向于还原,而非有机论式的综合。相应地,持这种解释立场的历史学家将历史领域中的各种要素视为部分与部分间的因果配资开户 ,而非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机械论历史解释尤其强调对于支配历史进程的因果规律的研究,历史领域中部分与部分间的相互作用是由这些规律所支配。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识别作为“原因”(causes)或“结果”(effects)的部分,在此基础上,为历史进程中特定时空的因果配资开户 组合提供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解释。概言之,机械论历史解释的要旨在于对支配着历史现象的规律的发掘,对他们而言,只有建立在因果规律基础上的解释才是真正的解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是这种解释理论的典范。

股票投资  其二,形式论与语境论历史解释。这两种历史解释策略更强调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散性”研究。形式论者(Formist)以识别历史领域内客体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为要务,他们热衷于在相似性中发掘多样性。形式论者的解释工作就像放大镜,将看似模糊的历史事件领域识别为各种历史实体,把这些实体的细节和轮廓描绘清晰,从而把一组特定的研究客体之类别和特质鉴别清楚。这种解释理论以单个历史实体或现象的细致描述为特征,其刻画的历史事件是一些分散的实体,其概括性和精确性都较低。形式论历史解释的代表是法国历史学家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t)。语境论者(Contextualist)反对形式论极端分散的倾向,其目标是追求适度的整合。语境论历史解释既排斥有机论式的综合,也不同于机械论式的还原,代之以主张历史领域中某一历史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功能性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的确定为我们考察所研究现象在相应语境中的位置提供了线索。语境论的这种折中立场,使得这种解释策略更倾向于从历史进程中截取“时期”“趋势”“时代”或“倾向”等相互分离的结构或片段,以波浪式运动的图式对它们进行共时性表征。语境论解释原则在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历史著作中尤为突出。

  上述四种模型,代表了历史解释形式论证光谱上,从分散到整合的两极之间可选择的不同方案。自19世纪实证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形式论和语境论解释模式,由于其突出经验研究,成为专业历史学通常采用的论证模式,而有机论和机械论过度整合的倾向在学术共同体中备受质疑,经常被斥为形而上学。

  (二)综合的语境论解释模式

  语境观念和语境化策略作为历史性的体现,在历史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历史编纂学哲学和史学理论中,有关语境本身的深入讨论却鲜少出现,这与语境观念在史学实践中的地位极其不符。事实上,作为一种将历史事件的意义与具体语境配资开户 起来的方法论路径,语境论的理论基础是历史主义的原则,即“所发生的事情要依据它发生的时间和与它同时或在它之后发生的事情而加以描述,从而加以解释和阐释,这取决于我们所强调的是共时性还是历时性”[7]31-32,语境论的方法论预设可以追溯到维柯、赫尔德、迪尔泰和伽达默尔等[8]。此外,格尔茨从文化人类学的“深描”理论出发,建议历史学家应该在它们所处关系的视域中着手弄清楚曾经是孤立的事实、事件、行动和思想,语境越饱满,描述越深厚,越富有解释力[3]558。概言之,史学论证的语境论解释模式依赖于将被解释的现象置于其社会背景中,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语境论视为编制历史事实之基本的和唯一的方式,也是历史理解的主要形式。

  怀特将历史学家沃尔什(William H.Walsh)的综合(colligation)概念视为最接近于语境论解释模式的论证,这种概念是指将事物“整合在一起”。历史学家在实践中经常将某些行为和事件描绘为某一模式的一部分,从而获得对于事件和行为的清晰图景[9]。这种解释模式类似于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 Jr.)在时间异质性基础上强调的历史解释的逻辑,“时间异质性也意味着理解或解释社会实践需要历史语境化。如果不了解语义,技术,约定,(简言之,逻辑),这些逻辑塑造着行动在其中发生的世界,我们就无法知道行为或言语意味着什么,它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历史学家倾向于不把事物归类于一个普遍规律或‘覆盖’律,而是把它们与它们的语境配资开户 起来”[10]。综合的语境论(colligatory contextualism)强调事件之间以及事件与作为整体背景的语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这种关系严格意义上并非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是弱化的、相对整合的关系,这种关系被限定在特定的时空中,是对多元特殊性的相对整合,被研究的现象正是作为所处历史时期或时代整体趋势的一部分而得到理解,这种理解和解释则呈现出整体关系网络的共同特征。此外,这种关系网络的另一作用体现为,当我们将关系网络本身视为研究的现象时,它又成为整体社会文化的个体性表征,从而被再语境化,不同关系网络间的特殊性由此得到揭示,由于语境的边界性,这种再语境化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当它将关系网络抽象至社会文化层面时,各种社会和文化特殊性和异质性就得以呈现[7]31-36。

  (三)文本主义与语境论历史解释

股票投资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结构主义对于人类经验文本性的强调,尤其是罗蒂、德里达和福柯的强文本主义(strong textualism)立场提出以来,传统史学中文本与语境的关系问题被强力解构,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语言的不透明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对历史编纂学中的语境论解释模型提出了挑战[11]。首先,文本主义者重新界定了语境概念。文本主义者反对传统史学所秉持历史实体、史料和表征的实在论立场,也拒斥强语境论者对于实际语境、民族语境(ethnocontext)和阐释性语境的透明性与可把握性的预设,他们区分出三种层次的语境:内文本性语境(intratextual context),将语境还原为文本中的语词或符号的结构或者系统;文本间性语境(Intertextual context),一个文本的语境来自于其他文本,抑或由其他文本构造而出;超文本性语境(extratextual context),语境要到文本之外去寻找,这似乎与传统史学的语境如出一辙,其实不然,这种语境是建立在将人类社会本身及其现象全部文本化的基础上的,社会成为文本性的建构,由它们产生的语境化也只能是文本建构。这三种语境都源于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的过分强调,因而,三者构成了一种语言和文本的封闭的概念王国,完全在文本的世界中兜圈子[7]19-24。

  由文本主义的语境概念所引申出的历史解释模型,也完全陷入了文本性的循环论证中,丧失了语境论原先的经验立场。举例来看,怀特在其后期著作中就明确提出,历史研究中的语境观念和作为历史解释方法的语境化理论都源自于文本分析的实践[12]2-4。在“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与语境主义策略”一文中,怀特对其早期论证的语境论历史解释模型进行了改造,将他本人一直强调的语言学的转义理论加以扩展。语境论解释原先是通过解释现象之间功能性相互关系而获得解释效果,如今却需要完全求助于语言工具,从最初配资公司 现象的描述,到解释过程中对事件的语境化分析,都依赖于将实体和语境“作为潜在分析对象而最早进行描述时所用的那种语言之功能”[13]。这实质上是在一种纯粹文本中谈历史解释,强调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最终消解了形式与内容,语境和被解释项之间的区分,陷入相对主义泥潭。

  总之,历史编纂学中的语境论历史解释,主要呈现为一种形式论证范式,它是历史写作中对研究对象的一种特殊处理方式。这种解释模式以对历史事件之关系网络的揭示为特色,但这种关系网络在文本主义者那里沦为一种互文性,以至于丧失了其经验研究的特质。这种抽象的方法论模式如何能够在具体学科的解释实践中得到应用和扩展?如何将语境论的世界观与历史解释中寻求的具体语境及其变体相统一?这些问题显然是本节内容的逻辑后承,需要我们从当前蔚为大观的语境论思想史研究实践入手,加以系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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