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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出版
2020年04月29日 10: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华夏 曾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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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洪亮教授著《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 本网记者 曾江/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华夏 曾江)汪洪亮教授著《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以华西坝五大学学人为中心的边疆学术史研究,为“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书系”之一,出版后引起相关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是抗战时期齐聚成都华西坝的五所教会大学的合称,即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和内迁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该书由学人观学术,进而管窥思想,体察时人对国运时局的观察及其内心的焦灼和思虑,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政研究概况,系统梳理相关学科学系、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及学者,观察学人思考国家民族命运与构建民族自信的心境。同时,关注学缘、地缘、人缘因素,描绘战时华西坝边疆学人的“学术圈”和“生活圈”,重构抗战大后方的学术社会的生活场景。

  作者汪洪亮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边疆学术史、中国基督教史和大学校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项目10余项,出版《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等著作多种,在《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

  汪洪亮表示,抗战军兴,大量高校迁至西部地区,原先远离边疆或并不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有了亲近边疆并研究边疆的机会,客观上推动了边疆研究的复兴,而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即是一支重要推动力量。战时的华西坝聚集了一大批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如顾颉刚、吴文藻、徐益棠、柯象峰、马长寿、卫惠林、李安宅等,他们对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均有深入体察,对边疆政策及边政思路均有深刻反思。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是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民族学科史和边疆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华西坝边疆学者群是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边疆学术共同体之一。他们积极开展边疆与边政研究,深入实地调研边疆民族地区,成绩斐然。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反映了五校学者在国家民族问题上的社会担当和学术自觉,体现了政、学两界构建中华国族的努力和民族文化多元的事实,对于体察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转型和西学东渐的本土化,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包括六个章节和绪论、结论,梳理其边政研究历程及其成果,评析其边政主张及其学科建树。绪论陈述了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及其边疆研究概况与学术价值,检讨了既有相关研究之成绩与不足,交代了史料来源及研究方法与思路。第一章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形成及其联合办学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意在为后文之详情展开提供时代及场域的布景。第二章追溯了这个办学联合体群聚之前各自的边疆学术传统,发现五大学中较早开展边疆研究,且成效较大的是华西大学、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第三章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机构及其学术活动,相关学者研究领域及其成就,边疆研究刊物及其旨趣等问题作了详尽的事实梳理。第四章对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边疆学者的学术互动,尤其是他们主导和参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的相关史实作了考析。第五章系统梳理了华西坝边疆学者对中国边疆和边政的认识,从边疆治理与开发和边疆社会文化建设两个方面论述了他们的边政主张。第六章从边疆研究学科化的角度,对华西坝边疆学者对边疆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相关论述进行辨析,认为他们对此问题作了较多探索,促进了边疆研究的科学化,但是在学科化方面相对务实。结语简要铺叙了抗战结束后教会五大学的离散而导致的边疆研究走向萧索的情况,并就近年来学界提出的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问题作了回应,提出华西坝上自1920年代初就存在一个人类学群体,耕耘在边疆研究领域,并在华西五大学时期达到鼎盛。由于知识结构、学科背景、人生经历的差异,华西学者的边疆民族研究体现了多元一体的风貌。

  四川大学教授杨天宏评价认为,抗战时期,华西坝因其富厚的学术资源,汇聚了国内、国际众多一流学者。出于“抗战建国”须认识边疆之迫切需要,各教会大学协同在华西大学设立了专门从事边疆研究的“华西边疆研究所”,创办了相关学术刊物,并深入西部各地,对中国边疆问题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华西坝五大学的边疆研究内涵丰富,涉及中国西部地理与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状况、历史与文化沿革、宗教与社会习俗变化、边民教育、民族关系及边疆政治等诸多问题。这些调查研究不仅为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建设”做了良好的学术铺垫,也促成了自清季以来一度呈现热潮的“边疆研究”的复兴。有学者鉴于以教会五大学为主的华西学术群体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和影响,视之为可与“燕京学派”、“华南学派”比肩的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如果仅就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的成绩而言,这一类比并非不伦。然而华西学者的边疆研究已远远超出“人类学”的范畴,他们的研究开启了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在内的义蕴广泛的近代中国“边疆学”,其贡献绝非冠之以“人类学华西学派”可以道尽。在杨天宏看来,“对于抗战时期聚集在华西坝的教会五大学从事的边疆研究,汪洪亮从历史学与人类学学科交叉的维度做了开拓性质探讨。治史者须同时做历史研究和对历史研究的研究,前者属学术研究范畴,后者属学术史研究范畴。读汪洪亮此书,可兼得两者,此其重要贡献之所在。”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彭文斌表示,抗战时期学人、学术机构及团体的西迁过程中,在建设边疆、巩固抗战大后方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形成了以边疆研究为主旨的“内迁型学术”。这一特点鲜明的学术“西进运动”,也是学界近一二十年的关注配资资讯 ,其中“魁阁”与“西南联大”对边地乡村社会与边疆民族的研究在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学界颇受人关注。不过,因过往种种方面的原因,同一时期外国人在华西边疆的知识活动、教会大学的边疆博物学、人类学实践和“中研院史语所”的边疆民族学调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当下的“中国边疆学”热潮,也在取向上偏重边疆政治,而对边疆研究的学术脉络欠相应的爬梳与阐释。彭文斌表示,汪洪亮教授的新作《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追溯了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联合办学过程、边疆研究的传统及其抗战时期的活动、学术圈、边疆服务、边政主张和学科化努力等,以丰富详实的史料佐证了作者富于洞见的史论,较为全面地阐释了特定时段华西坝的教会大学与边疆学术和战时国家学术的紧密配资开户 。该书的学术宏旨堪与当下的“魁阁研究”和“西南联大研究”相媲美;该书在方法上所折射出的华西坝教会大学研究的整体与汇通观、具体人物观以及史学、人类学学科史观都具有不少的创新意义;该书在区域的层面,也兼具边疆学术思想史和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的双重视角;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跨学科性为其重要特征;该书也为民国时期边疆学术的中西汇通研究、本土化研究和边疆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与学术范本。

  在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袁剑看来,如今,不管是在边疆研究,还是在民族研究领域,对于学术史的写作都在呈现一种“人”的转型,也就是说,传统的将学术人物作为被纳入学术事件或学术潮流的某一要素,忽略其具体学术个性及其思想路径的呈现形式,正在逐渐出现变化,对于具体人物在学术事件与学术潮流中的思想展开方式及其行为逻辑的理解与阐释,越来越呈现出新的意义。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并不是完全偶然的,而是基于当代社会与日常生活实践所带给我们的对于普遍规律与整体结构之下的个人能动性的重新理解,我们逐渐发现,这些学人不再仅仅是那些文本与争论背后、除了名字之外的沉默者,恰恰相反,这些学人本身在学术潮流的变迁当中,即便是对其自身的文本,也存在着后续的捍卫、修订甚至彻底转变,因此呈现出其作为能动者的思想独特性,及其在追索其思想世界过程中的迷人魅力。因此观之,在边疆研究与民族研究的领域中,如何更好地“知人阅世”,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新契机。对于这一点,正如该书作者所指出的:“应尽量回到历史现场,拓展资料来源,避免单一视角与研究模式,注重社会史视角、地方史眼光、个案研究与整体关怀结合。通过文本与语境的互动,我们或可触摸历史的真实及当事人的心境。”该书将为我们系统理解和认识抗战时代的那批“边疆人”,提供新的素材与场景,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中国学人在国家与民族存亡之际呈现出的家国情怀。袁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每个时代都在塑造着自己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生发于璀璨盛世,更凝聚于危难时刻。抗战时代,中国学人所发起的边政研究,既开拓了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新领域,更是将论文书写在祖国大地之上,启示着后辈学者继续努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即学术研究,亦公诸同人,而不以自秘,此尤人所难能。若持之以恒,八年如一日,则难之有难者也。”《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为我们系统理解和认识抗战时代的那批“边疆人”,提供新的素材与场景,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中国学人在国家与民族存亡之际呈现出的浓浓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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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华夏 曾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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