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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两京与京都赋
2020年04月29日 09: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聪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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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城作为国家的首善之区,地位举足轻重。纵观东汉历史,不仅由始至终伴随着两京之争,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催生了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京都赋。《昭明文选》将赋置于诸文体之首,又将京都赋列于赋的首位,应有文学、政治的双重考量。

  发挥奏议论事功能

  西汉初年,就定都长安还是洛阳的问题,君臣进行了多次讨论。东汉初年,围绕两京问题再次出现不同声音。光武帝刘秀虽定都洛阳,但西土耆老与山东权贵在定都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建武六年(公元30年)和十年,光武帝先后两次亲幸长安,拜祭祖庙。建武十八年,光武帝又重回长安,并于次年敕令整修长安宫。

  配资公司 光武帝第三次西幸长安,《后汉书》记载:“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叛,遣大司马吴汉率二将军讨之,围成都。甲寅,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针对此事,东汉学者杜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他在赋中写道:“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经营宫室,伤愍旧京,即诏京兆,乃命扶风,斋肃致敬,告觐园陵。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尽管史书与赋之间存在文体差异,表现方式与行文风格也不尽相同,但通过比较可发现,《后汉书》先言蜀郡守将叛逆事,继而写光武帝幸长安,故光武帝的巡狩祠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有震慑西南、彰显国威的性质。再看《论都赋》中的表述,杜笃着重强调光武帝“伤愍旧京”“凄然有怀祖之思”等主观情感要素,将光武帝第三次西幸长安描述成经营宫室、告觐园陵的伤旧怀祖之行。

股票投资  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与杜笃写作《论都赋》的目的有关。杜笃以《论都赋》向光武帝进言,此作虽名为赋,但实同奏议,只不过语言比较委婉纡徐而已。这也为文人积极参与政治提供了一种不论官阶等级、可进可退的进言方式。相比奏议,《论都赋》虽然提议迁都长安,但在谋篇布局上,杜笃却在赋中借“客”的口吻申述西土耆老的真实想法——“利器不可久虚”,反而将自身设定为支持定都洛阳的角色。

  赋主文而谲谏,可在君臣想法不明朗或不一致时,为彼此留下试探与缓和的弹性空间。早在西汉时,扬雄即作《蜀都赋》,但尚未在其中探讨定都问题,而杜笃则开启以赋为奏议、以论为体式探讨两京问题的先河,将赋视为探讨国事的一种特殊的政治话语。随后,傅毅的《洛都赋》《反都赋》、崔骃的《反都赋》、班固的《两都赋》等皆以赋的形式对两京之争进行讨论,呈现出新的价值理念与创作特点。

  呈现儒学价值理念

  东汉定都洛阳,导致“西土耆老,咸怀怨思”,面对诸多“陋雒邑之议”,班固“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本着这样的写作初衷,班固将此赋结构安排为“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班固“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淫过度,无益于天下”(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这样一来,班固就避开了杜笃《论都赋》所盛赞的关中地理形胜、物产富饶,重点称颂洛阳“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两都赋》),以儒学理念为内核,将洛阳塑造成礼制之都。

  班固的儒学理念,既有家学渊源,也受当时政治风尚影响。光武帝即位冀州,班固之父班彪作《王命论》,阐释“汉德承尧”,凸显帝王受命祥瑞、皇权天授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班固作《汉书》,其宗旨是“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汉书》卷一百下)。

  班固对赋的理解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以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两都赋》)。《两都赋》不重抒发情感,而要表现思想观念。并且,“同该赋中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相一致,赋的语言典雅和丽,节奏步武从容,和銮相鸣,可谓金声玉振,有庙堂朝仪的风度”(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班固自评《两都赋》“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由此可看出他注重赋作的思想倾向与现实效果。故与其说《两都赋》是称颂东都洛阳,不若说是称颂东汉崇儒尚礼的治国策略。

  论述赋家治国之道

股票投资  张衡的《二京赋》虽以“二京”命题,仍写长安和洛阳,但其主旨已不在两都之争。东汉晚期,两都之争已不再是问题焦点,张衡看似是在模仿《两都赋》,实际上是依托旧题材,揭示当时政治上的新问题。

  《后汉书·张衡传》记载:“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张衡讽刺的是东京的奢靡,但不便直言现实,因此,大力写西京的豪奢,借讽喻西京间接指斥东京“莫不逾侈”。此外,张衡在叙写西都长安富丽豪奢的同时,还根据现实生活描写长安的风俗民情,如他写融歌舞、杂技、幻术于一体的表演:“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在极写乐舞百戏后,紧接着言道“取乐今日,遑恤我后”,对心奢体忲进行批判和讥讽。可以说,《二京赋》突破了汉大赋寓讽于劝、劝百讽一的藩篱,也不同于班固的颂美主题,奢侈张目的《西京赋》与节俭为宗的《东京赋》形成鲜明对比,批评规勉之意远高于以往的京都大赋。

股票投资  张衡青少年时即有志于学而无心虚名。张衡作《二京赋》,有意将其批判的现象集中在西京,治世之理想置于东京。赋末还有七百余字的总结,意在警戒穷奢极欲之害,申述治国为君之道,与其入仕后的奏疏在观点上有密切关联。

股票投资  《二京赋》没有像《论都赋》那样陈述长安与洛阳的优劣,考量两京之争的得失;也与《两都赋》称颂洛邑制度之美,宣扬汉家的儒学治国理念不同。张衡在《二京赋》中致力于将个人的情感与历史的情感、国家的情感融为一体,使京都赋成为一种可以言志抒情的新赋体。

  综上,在汉代不同时期,对两京问题的争议潜移默化影响了京都赋文体风格的发展与演变。同时,京都赋的发展演变与时代推移、君主对赋的认同和提倡、赋家身份地位变化等息息相关。京都赋不仅是汉代文人心系朝廷、积极仕进的一种表达途径,同时也成为他们向帝王建言献策、申述自身主张的特殊话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18ZDA2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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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聪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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