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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学交往中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2020年04月10日 13:01 来源:文汇报 作者:狄霞晨 字号
关键词:中国;晁衡;异域;鉴真;风月

内容摘要: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还是终老于中国的晁衡,他们心中都有两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故乡,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而熠熠生辉。

关键词:中国;晁衡;异域;鉴真;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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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还是终老于中国的晁衡,他们心中都有两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故乡,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而熠熠生辉。

  数月来,中日两国人民被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物资上的诗句所感动。日本驰援中国的抗疫物资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中国赠予日本的救灾物资上也印着“应知扶桑东,明朝浴晴日”、“青山一道,同担风雨”、“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这些雅致的汉诗,将两国民众最美好的支持与祝愿传递到了对方心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深植于中日两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学交往之中,也是两国友谊的深度见证。

  唐诗中的休戚与共

  日本人之所以喜欢用汉诗来表达关怀,与中国文学传统深有关联。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古代表达类似情感的诗歌极为丰富。“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出自《诗经》,“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出自王昌龄的《送柴侍郎》。中国诗歌中,类似的还有“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我心随月光,写君庭中央”、“同气连枝,珍重待春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天台立本无情隔,一树花开两地芳”等诗句,都表达了休戚与共的关怀与支持。

  中日文学配资开户 最为紧密的时代莫过于唐朝。日本曾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每次赴华人数多以百计。唐代是诗歌盛世,诗赋是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吟诗作赋也成为了唐人必备的人文素养。日本遣唐使将唐代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奈良时代的日本首都奈良,便是仿照长安所建,汉诗也成为了日本皇室、公卿贵族、高级僧侣及上层文人之间唱酬的风尚。在江户时代(1603—1868)以前,日本的汉文基本都掌握在上层阶级手中,汉文书写与社会地位之间有强烈关联。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出自日本长屋王。《唐大和上东征传》载:“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希望中国高僧能够去日本传授佛法。《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记载:“鉴真受其衣,叹外国人有佛种性,欲往化之。”鉴真从743年开始东渡,五次失败,终于在753年抵达日本,引起轰动。他双目失明,却仍在日本弘扬佛教及中国文化十年,763年圆寂于唐招提寺,被尊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鉴真圆寂后,日本人纷纷写诗悼念。石上宅嗣在《五言同伤大和上》中悲叹:“招提禅草歇,戒院觉花空。生死悲含恨,真如欢岂穷。”鉴真圆寂后,唐招提寺的花花草草似乎都凋谢了,人世间的生死虽可恨,但故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却是无穷无尽的。日本高僧元开也在诗中满怀感恩地怀念鉴真:“我是无明客,长迷有漏津。今朝蒙善诱,怀抱绝埃尘。”言鉴真虽然双目失明,却用佛法让自己这位本来“无明”之人获得了“光明”,超凡脱俗的他对自己循循善诱,从而深受教益。藤原刷雄的《五言伤大和上》中有“万里传灯照,风云远国香”两句,是对鉴真不辞千万里来到日本弘法,留下万世馨香的赞美。如今,唐招提寺中依然种植着鉴真故乡扬州的琼花,这也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另一种表达了。

  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之后,与中国诗人也多有诗歌唱酬。阿倍仲麻吕(698—770)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716年,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来到中国,改名晁衡。他爱慕中国之风,在大唐进士及第。他深得唐玄宗的赏识,授与左补阙等要职,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终老于长安。他与李白、王维等唐代著名诗人都有交往,留下了许多动人诗篇。751年,他回国探亲之请得到了唐玄宗的准许。临别前,王维赠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中有“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两句,可谓推心置腹之语。字面意为:故乡的树木在扶桑国的大地上,主人的家在孤岛之中。晁衡在长安多年,长安已是他的第二故乡。若不是“且认他乡作故乡”,晁衡怎会再度回到长安?王维知其心意,所以用“乡树扶桑外”来安慰他:如果思念中国,看看日本的树木,不也和中国一样吗?

  晁衡心中也对大唐充满了留恋,作诗《衔命还国作》,其中“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两句便与王维的“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相呼应。“蓬莱”是中国神话中的海外仙山,代指日本。“扶桑”与“若木”都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神树。东有扶桑,西有若木。中国在日本的西边,“若木故园林”便有以长安为故乡之意,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留恋。

  李白与晁衡也是朋友。晁衡赠衣于李白,太白有诗曰“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兴奋之情溢于言表。753年,长安误传晁衡在海上遇难,李白为此痛哭,作诗《哭晁衡》。其中“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两句尤为情真意切。在李白心中,晁衡是一轮明月,他的离去就像月亮沉于碧海之中;自己是一片云,愁云满面,悲痛万分。好在这只是误传,晁衡平安归国后读到李白之诗,也是百感交集,作诗《望乡》。在日本写“望乡”,便寄托了对第二故乡中国的怀念。诗中“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两句,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近邻如亲的关系,以及自己对中国的拳拳真情表露无遗。

  “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是圆寂于日本的鉴真,还是终老于中国的晁衡,他们心中都有两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故乡,他们生命的价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贡献而熠熠生辉。无论是在日本文人对中国鉴真和尚的怀念感恩之中,还是中国文人对日本遣唐使晁衡的深情厚谊之中,汉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鉴真与晁衡这两位中日文化交往史上的巨人,也因中日诗歌交往更添光辉。

  日本小说中的汉诗传统

  日本文学的汉诗传统源远流长。除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外,日本文学中还有“自言四海皆兄弟,不愁乡国隔山川”、“更怜去故乡,蹈海求良匹”等许多表达类似关怀的汉诗。正是因为这些汉诗的出现,让经历了白话文运动而对文言渐渐疏远的国人感到讶异。其实,比起白话汉语,更多的日本文人可能更熟悉文言。日本汉学学者学习中国的语言典籍,通常以《昭明文选》《白氏长庆集》《论语》《孟子》《庄子》等诗文集作为教材。很多日本著名汉学家能用文言文撰写高水准的汉诗文,却不能开口说日常的汉语口语。对于更多没有学过汉语的日本人而言,汉诗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了一种深植于心的中国情结和文化符号。尽管后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汉诗在日本文学中却依然保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历史上朝代众多,每个时代统治者的立场不同,

  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在两国关系紧张还是平和的时期,或隐或显的中国文学都是日本文学趣味的一部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构成了日本中国形象的内核。日本文人吸收了大量中国文学精华,日本汉学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本人的汉诗文素养就是中国情趣、中国情结最为突出的表现。

  江户时代以后,汉文教育开始普及,汉文学的创作呈现出多元化与平民化的趋势,也出现了一批汉文小说作者。日本文人喜欢在小说中模仿中国小说插诗、引用中国诗歌或自作汉诗。例如,小说家川合仲象在其所作的汉文小说《本朝小说》中引用了几十首中国诗歌。小说本身表现的汉文水平本不高,但引用中国诗歌时却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抄录,想要借小说创作展现他所认为的“汉诗精华”。再如,著名的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柴四郎原作,梁启超将其译为《佳人奇遇》)虽为日文小说,中间也经常插入诗歌,选用了大量的《诗经》《文选》诗赋。柴四郎自创的汉诗水平也很高,如“月横大空千里明,风摇金波远有声。夜苍苍望兮茫茫,船头何堪今夜情”,这样典丽的汉诗在明治文人间广为传颂,德富芦花就常在月夜下独自朗诵。

  日本小说中常常描述文人之间以及男女之间以汉诗唱和的情节,表现出很高的汉诗素养。例如,在三木贞一的小说《情天比翼缘》中,男主角柳翠郎与友人在东京游览名胜时互作汉诗酬唱。翠郎作诗曰“喜尔呼京鸥,应知京洛争”,雪江先生作诗曰“官樱比古翻添色,都鸟于今始副名”,庐州先生作诗曰“三月东都丽景新,胜情偏属此江滨”。形式虽为汉诗,描绘的却是东京的春日风景:河畔樱花盛开,鸟雀啾鸣。“京洛”并非实指中国的长安与洛阳,却让人不由联想到中国文学传统,为这片东瀛胜景吹来了中国之风。

  汉诗不仅是日本同性友人之间的风雅同好,也是向异性表露心迹,乃至推动爱情进展的关键。小说《佳人奇遇》中,当日本志士东海散士遇到西方佳人时,他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心迹:“有美人兮,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出自《诗经·野有蔓草》,原文为“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虽然与原文略有出入,但也说明作者柴四郎的汉学素养很高,能够背诵《诗经》中的诗句。佳人听言,“以柳枝掩半面微笑”,芳心暗许。三木贞一的汉文小说《新桥八景佳话》也将汉诗用得极为纯熟。小说以一首自创的七言律诗开篇,首联为“东都第一冠繁华,名妓家邻才子家”,以南宋杭州比拟东京繁华。小说中写到男女主人公分别的时候,作者引用王昌龄的《闺怨》道:“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小说虽然发生在日本,但男女主人公都精通中国诗词,熟知中国文学典故。男主角梅雪操与情人小红告别,担心下次相逢时她已是“绿叶成阴子满枝”(语出杜牧《怅诗》),小红答道:“文君未白头早做吟,婕妤先秋风已题扇。”这里化用了两个中国典故,卓文君作《白头吟》表达“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坚持,班婕妤作《团扇诗》,吟咏自己好像秋天的扇子被君王遗忘。短短14个字,却表达了双重含义:自己内心的坚贞,以及对情人的担忧。三木贞一在《情天比翼缘》中更是用上了藏头诗。男主角柳翠郎捡到了女主角莲香玉的金钗,翠郎还金钗时附上藏头诗一首,藏的四字是“独思美人”。香玉一读就知道是藏头诗,回信时也作了一首藏头诗,藏字为“非复无情”。像这样以汉诗推动日本小说情节发展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小说中插诗是中国明清小说常见的表现手法。中国戏曲以及章回小说中,往往有上场诗、下场诗、定场诗、中场诗等,人物对白,情节推进中都喜欢插入诗歌。日本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一传统,这也是中日小说的“风月同天”。

  中日文学中的“风月同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所以让我们感动,在于它描绘了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同舟共济的真情。中日两国都是饱经患难的国家,共享着汉文化、儒家文明的遗产。文化相似则人心相通,在中日文学中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并不少见。

  不少日本文学作品描绘了善良、正直、勇敢的中国人形象,中日两国人民相互扶持,并肩而行,共渡难关。冈鸣冠山(1674—1729)的汉文小说《德容行善有报》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扬州人李德容是一位富家子弟,为众人所敬仰。因为听说日本长崎风景秀丽,于是从事中日商贸,侨居于长崎。有一位日本美人丰娘愿意“典身为妾,以救父母之困”,李德容来到美人家中,发现“家空如洗”,其父是一名落魄武士,母亲已经卧病多月,丰娘“自欲以身换药,救其危急”。李德容见状心生怜悯,以礼相待。虽然丰娘是国色天香的美人,李德容也“神魂飘荡,不能自抑”,但他并没有趁人之危,而是与丰娘结为义兄妹,“顾如同胞”,当夜就送去三百两银子,此后还常常赠送钱米。过了数月,李德容又亲自主婚,把丰娘嫁给了一位富家公子,并为其准备了所有婚嫁的衣裳被褥、柜箱首饰、粗细家伙、桶锅碗碟。这一事迹被长崎人传为佳谈,时人有诗赞曰:“德容容德主婚姻,便把丰娘嫁富人。适见朱陈两家好,客中自是慰心神。”那年李德容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获利颇丰。回国时,李德容的商船遭遇飓风,但因其善举得到了妈祖保佑,保全了性命。

  《德容行善有报》的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江户时代是武士的时代,仅占总人口数10%的武士阶层居于统治地位,掌握着日本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1633—1639年间,德川幕府五次颁布锁国令,打击基督教,也打击了日本与外国的商贸往来。锁国政策下,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才能在长崎贸易,也使得中国文学得以流入日本。中国商船几乎是日本民众了解外域的唯一渠道,中国文学也丰富了日本读者的精神世界。从《德容行善有报》来看,当时中日商贸畅通,人心相近,语言无碍。在日本的中国人行侠仗义,最终善有善报,充满了人性美的光辉。从长崎人的评价可知,像李德容这样侠义而充满美德的中国人在江户时期并不是个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也一直是中日两国人民所秉持的共同价值观。

  19世纪以后,中日两国相继遭到来自西方强国的挑战,经历过相似的近代化道路,也怀有对东方儒学文化传统的共同“乡愁”。明治维新中“脱亚入欧”的急先锋福泽谕吉曾表达过这种看法:“日本人本来就是由儒教主义培养而成,……王政维新以后的革命是震天动地的大变动,……因此也就如同夺其精神而无遑他顾,为文明进步之大势所迫而只得跟随其后,但同时在心灵深处都尚存有古老主义的余烬,无不窃窃怀着恋恋不舍之情。”这不仅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共同感受,也是晚清中国人的共同感受。在儒学传统与以西欧为标准的现代化之间,在新与旧之间如何取舍,成为了近代中日文化人面临的共同考验。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日本作家在现代性中的挣扎,集中表现为在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的挣扎。一个民族的强大,是否一定要厚此薄彼,脱亚入欧?

  柴四郎的小说《佳人之奇遇》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的途径。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忠孝节义、卓识奇智的中国志士范卿,他与日本志士东海散士、西班牙女杰幽兰、爱尔兰女杰红莲一起,为了追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并肩奋斗,“以弱国之儿女共谋民族复兴之将来”。他们都是他乡流离之客,共同伤感于国运家恨、民族屈辱的历史,引为知音。范卿与东海散士志同道合,慷慨谈论时事,“誓他日戮力同心,共为兴亚之举”。他们都为中国经年来受到的“挫辱”而感到悲哀,希望能够禁绝鸦片,振起国民精神。范卿对东海散士说:“是仆之素志也,不期胸中积蕴,与君相合。噫!世岂无卧龙凤雏哉?”把自己与散士比作三国时期齐名的诸葛亮与庞统。两人分离数年,生死未卜,散士怀念范卿,作诗曰:“楼船破浪叱鲵鲸,鹏翼抟空空有声。落落雄心与谁语?白云山下忆范卿。”短短四句汉诗,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对范卿的牵挂不舍寄托其中。《佳人之奇遇》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近代,两国民间跨越国籍、种族的友谊依然不绝如缕。范卿与东海散士之所以能够成为异国知己,不仅源于他们共同的志向、中日两国在近代面临的共同危机,也源于他们共享的汉文化。他们互相尊重、支持,保持着友善的双向交流,也成为了中日文学交往中令人感动的一页。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并不是日本文人单方面的感受,在中国文学中也有相似的表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子、文人来到日本,渴望从日本的现代化中汲取经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表达了这一历史进程中自己真实的感受。

  1907年赴日的刘师培写下了《日本道中望富士山》:朱明返羲辔,昔慕匡庐崇。讶兹高寒区,移 榑木东。厖薄衍峻壤,崛崎培峣峰。冰液凝夏条,雪尘涴春丛。吐曜逴龙赩,委羽僊禽翀。冈冢草罢绿,嵠渎樱燃红。侧观拭游目,遐览愉旅衷。颇疑嬴氏臣,影标瀛蓬。逋士有坏丘,仙俦无遗踪。空闻珠玕林,奇光开澒蒙。

  刘师培的诗歌基调通常沉郁伤感,这首诗却表现出罕见的轻快。他告别故国,远离党争纷扰,对日本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他笔下的富士山也如同仙山一般,冰清玉洁,遗世独立。“颇疑嬴氏臣,影标瀛蓬”两句把秦始皇时期徐福东渡的传说配资开户 起来,表现出对日本民族的亲近感。虽写富士山,几乎通篇是中国意象,把富士山与中国的庐山、道家仙山委羽山配资开户 起来,并没有任何文化上的隔阂。“昔慕匡庐崇”一句表面是在写庐山,实则借以表达自己对日本的向往。白雪与盛开的樱花交相映衬,这在初到日本的刘师培眼中显得极为新奇。他期待能在富士山上发现徐福东渡的遗迹,可惜了无踪影。他离开中国来到日本,表面上看起来是背井离乡;加上语言不通,更应该有异国之感。可是从这首诗中看来却并非如此,他期待摆脱满清的统治,来到一方深受汉文化浸濡的土地上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相较于满清,日本对于刘师培而言反而更有亲近感。这也是一种“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诗意表达了。

  诗歌之外,鲁迅散文《藤野先生》也描绘了一位正直、友善的日本老师。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藤野先生能够力排众议,对当时的弱国子民鲁迅分外体贴照顾,这也是一种同舟共济、风月同天的关怀。

  他乡是一面镜子,一切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确立的。一种文化对于另外一种文化,通常有三种态度:一种视异文化绝对优越于本土文化,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心态,但这种认识通常属于幻象。一种把异文化视为低下负面的文化,对其有一种憎恶之情,从而反衬出本土文化的高大。第三种态度是基于相互尊重和认可,将异文化与本土文化都视为正面的、平等的存在,两种文化的对话表现出一种友善的态度。友善是惟一真正双向的交流,也是一种持续性对话。中日文学交往中,不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善意的双向交流;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情谊也在这些真挚持久的汉文学中历久弥新。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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