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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英国工业化转型时期的企业家群体与地方治理
2020年04月29日 08:20 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12期 作者:尹建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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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工业企业创办者、管理者的企业家群体是工业革命的主导者,也必然在由工业化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英国城市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工业化推动下的乡村城市化,也就是在大工业所特有的集聚效应带动下许多荒僻的农村变成了人口集中、百业兴旺的工商业中心。以1835年为界,在此之前这些新兴工商业中心在行政上沿袭古老的教区、庄园管理体制,1835年颁布《市政改革法》后这些工商业中心获得了自治城市的法律地位。在这两个阶段企业家群体都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工业化推动了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和发展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英国的发展历程比较典型地展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关系。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工业化推动了大量新兴城市的出现和传统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比例迅速提高。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工业化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城市化进程加速。185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英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城市人口达到全国人口的50%”,标志着英国初步实现了城市化。

  英国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典型特征是“乡村工业化”推动了“乡村城市化”发展,表现为大量人口受工业发展影响而聚集在原本的乡村地区,形成了从外观和功能上都类似于城市的工商业中心。但是,这些工商业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具有“城市”的法律地位和管理机构,仍然沿袭传统乡村地区的教区和庄园管理体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835年,形成了所谓的“旧体制”,笔者将其称为“乡村工业社区”,是现代工业城市的前身。

  在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兰开郡、约克郡及周边地区,工业化推动了大量“乡村工业社区”的出现,提高了当地城市化水平。在工业革命开始前,这里的城市发展水平落后于以伦敦为核心的英国东南部地区。但在工业化的推动下,许多新兴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起来,成为英国城市化的“领头羊”。曼彻斯特、博尔顿、普雷斯顿、斯托克波特4个主要工业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5万。在这些新兴工业城市中,曼彻斯特的发展历程最为典型。在法律地位上,曼彻斯特只是一个富庶的乡村教区,既没有市政机关,也不是英国议会选区。工业革命开始后曼彻斯特人口迅速增多,到1841年曼彻斯特的人口达到31.1万,成为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城市、工业区第一大城市。

  企业家群体对市政改革前“旧体制”的参与和控制

  工业化转型时期英国城市化发展进程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英国的传统城市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名不副实现象。一方面,许多在中世纪就拥有特许状和自治权的城市变得人口稀少、日渐荒芜,连地方集市的功能也发挥不了;另一方面,17世纪以来兴起的许多工商业中心,如伯明翰、曼彻斯特、设菲尔德、利物浦等却没有获得自治城市的法律地位,这意味着没有相应的市政管理机构,其行政管理仍然延续乡村教区体制。这种适应农业社会管理要求的“旧体制”势必难以适应新形势,19世纪初兴起的市政改革运动就是要建立适应工业社会和城市管理要求的新型市政管理体制。

  1832年的议会改革确认了新兴企业家群体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1835年9月通过的《市政改革法》则为他们创造了主导地方政府权力的机会。研究发现,早在1835年之前企业家群体中的佼佼者就已经凭借经济实力在“旧体制”下掌控了地方管理机构,《市政改革法》只不过是确认了这种权力而已。地方管理机构的各种或大或小的职位对正处于创业上升阶段的新兴工厂主企业家们有更大的吸引力和现实利益,因为他们能够在不脱离企业管理的同时获得参与地方事务的权力和地位,能为这些经济精英提供施展管理社会事务能力的空间。当然,企业家群体积极参与“旧体制”下的教区、庄园管理工作还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工厂主企业家们从事工厂管理的经验使其具备了管理教区事务的能力。其次,由于第一代企业家大多出身于社会中下阶层,担任教区职务也能抬高身份、彰显荣耀,很有吸引力。再次,教区内的政治争议也促使企业家参与地方政治。由于工商业者是教区济贫税的主要承担者,降低济贫税率成为工商业者特别是工厂主企业家参与教区管理的主要动因。最后,围绕着教堂税的存废、建立自治城市、济贫法改革等引起的政治斗争,促使许多具有管理才能的工厂主企业家积极参与教区政治。如反谷物法运动的领袖理查德·科贝登投身于争取建立自治城市的运动,反谷物法运动的另一位领导人约翰·布莱特也在罗奇代尔领导了反对教堂税的运动。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城市改革的进展和新济贫法实施,乡村教区的管理功能削弱,对企业家群体的吸引力迅速下降。

  从18世纪80年代起,为满足“乡村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治理需求,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地方管理法》,准许各地在维持原有教区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成立“治安和改良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法定专门机构,行使部分管理职能。这些机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吸引了大量企业家参与。同时,法律规定,这些专门机构的成员通过选举产生,这为既拥有财富、也能对教区居民发挥影响力的工厂主企业家群体提供了参政的便利。

  总体来看,各地的改良委员会在一些具有卓越管理才能的工厂主企业家的领导下“廉价高效”地开展工作,达到了有效控制地方公共开支、维护工业区社会稳定的目的。在1835年市政改革的时代到来之前,工厂主企业家们积极渗透、参与到原有的庄园体制、教区政府、法定专业机构等地方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工作中,对当地事务施加影响和进行改造,也正因如此,英国的地方管理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早期工业化带来的挑战。

  企业家群体对新兴自治城市公共权力的主导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地方管理的“旧体制”与工业化社会的需求日益脱节。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市政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地方管理的功能合理化,保证政治权力掌握在财富拥有者的手中,同时通过选举制在纳税选民中建立权力分享机制。

  1835年9月的《市政改革法》将选举权保留在只占居民总数20%—25%的中产阶层手中,对市政委员财产资格的限制则让工厂主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和专业人士等垄断了职位。另外,自治市政府对拥有财富的工厂主企业家群体非常有吸引力,他们也充分意识到了参加市政管理的意义。同时,工厂主企业家群体也自认为是“人民”的理想代表。有能力且有意愿参政的新兴工厂主企业家群体基本控制了1835年市政改革后建立的各工业区自治城市,其中在棉纺织业发展最为兴盛的兰开郡各主要工业城市最为典型。根据英国学者安东尼·霍尔对1835—1870年间兰开郡各主要工业城市市政委员会成员职业分布情况的统计,棉纺织业工厂主是最大的职业群体,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算上其他行业的工厂主比例将提高到略低于二分之一,而农业利益的代表则比例小得多。

  工厂主企业家群体除了主导市政委员会,还基本垄断了高级市政官和市长这些受选举影响较小但权力更大的职务。在1835—1870年间的兰开郡各工业城市中,约有43%以上的高级市政官职位为纺织业工厂主们占据;各城市市长的职位也大多由财力雄厚的工厂主担任。市长拥有很大的行政法规创制权,而且当时对担任市长职务的综合要求很高,如果一个城市的市长不是由“本城中一位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声望的绅士来担任”的话,则很难保证顺利履职。1835年的市政改革让新兴的工厂主企业家集团在使财富保持其自然影响力的同时获得了合法的政治权利。

  企业家群体参与地方治理的影响

  首先,企业家群体对工业城市地方治理的参与和主导,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建设,促进了市政设施的改良,有助于缓解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从1835年《市政改革法》颁布实施开始,企业家群体主导下的各工业区自治城市积极推动城市改革和建设,扩大公共支出,以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引发的公共卫生与健康问题。一方面,许多城市的公园和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大多以捐款最多的企业家命名,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在经济萧条时期,各工业城市的市政当局开展公共设施建设,可以为部分失业工人提供工作,达到“以工代赈”的效果。同时,由市政府主导兴建、管理各类市政基础设施,有助于培养市民的城市认同感。

  其次,企业家群体主导下的工业城市特别重视城市标志性景观的规划和建设,以此彰显工业财富的力量,培育新兴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些行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兴工业城市的自豪感,展现了企业家群体主导下各新兴自治城市的蓬勃活力。

  最后,企业家群体在参与地方治理中的成功表现,促进了英国传统上层社会对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认可与接纳,进而形成了经济利益的趋同和政治立场的同化。企业家群体积极参与地方治理,也逐渐改善了自身的社会形象,提高了普通民众和舆论对这一新兴社会群体的认可程度,这从担任“治安法官”职务的企业家人数迅速增多可以体现出来。从中世纪以来,地方治理的重任主要落在“治安法官”身上。对于这一职务,人们更信任贵族和乡绅等传统社会精英。这种状况到19世纪30年代逐渐改变。在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兰开郡,大量工厂主企业家成为治安法官,1846年之后受废除谷物法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家担任治安法官的数量和比例迅速提高,标志着这一群体的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19世纪40年代后许多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企业家逐渐退出企业管理,将更多的精力转向担任社会公职,许多人担任了统领各郡民兵的“郡尉”,开始掌控地方的准军事力量,许多企业家据此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声望,获得了使用“家族徽章”的权利,这标志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已经超出了庸庸碌碌的中间等级,足以与传统乡绅们分庭抗礼了。

  在英国工业化转型时期,新兴的企业家群体积极参与地方治理、担任自治城市各种职务的经历,有利于培养他们作为地方统治阶级的认同感,促进他们与仍然掌握全国统治权的地主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趋同和社会融合,增强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社会控制能力。1832年英国第一次议会改革后政治稳定局面的出现,英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的形成,都与此有密不可分的配资开户 。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史学月刊》2019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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