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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的失衡与道的平衡 ——循证社会工作的西学话语和东渐重构
2020年06月16日 10:21 来源:《社会科学》(沪)2019年第10期 作者:刘玲 彭华民 字号
关键词:逻各斯/道/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循证社会工作/证据单元

内容摘要:

关键词:逻各斯/道/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循证社会工作/证据单元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发展要体现中国特色,但目前仍处于西方学徒状态,表现为知识话语二元对立、理论话语西方靶向和实务话语碎片化,原因在于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只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本土化,本体论仍以西方的逻各斯为哲学基础。基于逻各斯的西方循证社会工作处于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张力中,形成失衡的话语体系:哲学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理论范式的二元对立、实践模式的狭隘倒退。本土循证社会工作延续了这种失衡,造成理论范式的专业化和本土化对峙、实践模式狭隘化和相对化并存。重构本土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应以道代替逻各斯作为哲学基础,让理论范式回归关系视角,使实践模式基于社区空间和单元时间进行变通、实现对立失衡向圆融平衡的转向,从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建构提供自主思路。

  关 键 词:逻各斯/道/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循证社会工作/证据单元  

  项目基金: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批判与重构”(项目编号:19JHQ011)、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安徽省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SK2015A3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玲,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彭华民,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院长,江苏 南京 210046

  一、研究背景:本土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学徒状态

  新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发展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在该方针指导下,社会工作学界从理论高度提出我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建构要强化专业自主性②,增强主体意识、尊重实践主体和重塑思想根基③。回顾历史,中国现代社会工作重建中西学东渐已有四十春秋,本土化研究对中国特色和自主性的强调可谓多年如一日,但一直未取得内涵式的进步,而是始终处于非常胶着的西方“学徒状态”④,这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发展。

  其主要困境表现为:首先,知识话语二元分立。社会工作本土化语境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方—本土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实际上是在社会工作话语中随处可见的内在—外在、直接—间接、临床—行政、宏观—微观、科学—艺术、主观—客观的二元分歧知识传统⑤在本土化领域的延续,表现为实证—阐释、专业—本土、现代—传统等。其次,理论话语西方靶向。二元对立的语境必然会带来本土化路径的分歧,主要表现为专业至上主义和本土资源主义。虽然专业至上主义带来的西方话语体系殖民化存在不足,但本土资源主义也并未推动本土理论自觉,而是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因为本土资源主义所表现的接轨、调适和诠释,主要仍然是以西方理论范式为解释框架,比如当实务界发现实证范式水土不服时,就转向反实证理论范式,为本土经验披上阐释或后现代的理论画皮。最终不管话术上是支持还是反对,我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实质还是“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在中国”。再次,实务话语碎片化。理论话语的西方靶向导致学理议论和本土实务的脱节,本土实务抽离原有的价值基础和哲学脉络,保留方法与技巧,嵌入和依附原有行政体制,表现出以政府为体、社工为用的体用逻辑⑥,在服务形态上是“选择性”的、“反理论”的经验主义式干预,整体展现随意而破碎的实践话语。⑦

  上述问题分别对应认识论、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层面,以往的研究思路试图在问题析出层面进行本土话语重构,但往往难以突破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因为二元对立追根溯源是来自本体论层面的西方哲学基础逻各斯(logos),即理性的言说和规律。⑧因此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本土重构需要从基础的本体层面开始,以本土化哲学思维取而代之。检索几千年来形塑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哲学观点,“道”具有无可否认的统领性。历史上,道与逻各斯同一时期提出,都被赋予了万物之初的定位,但道相较逻各斯更强调辩证统一的理念,以道作为本体论基础统领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助于缓解二元对立的顽症,突破学徒状态的胶着,获致平衡而自主的本土化路径。

  由此,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应该包括本体论层面的哲学基础、认识论层面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层面的实践模式。为了避免务虚空谈,本文将以构建循证社会工作(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简称EBSW)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为例详细分析西学经验和东渐重构。实际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的循证社会工作可谓西方“科学专业”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形象代言人⑨,于21世纪初甫一进入中国大陆,就被视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重要指标,其本土化历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话语体系的本土建构是构建本土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导向性标杆。在考察西方社会工作领域循证实践话语从狭义循证到广义循证的历史脉络后;本研究将揭示因逻各斯中心主义导致的西方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失衡;解析上述失衡状态在中国的延续;最后以道为哲学基础构建平衡转向的本土循证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

  二、西方社会工作循证实践历史脉络

  西方20世纪后期,各职业追求科学化、专业化的时代信仰和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管理主义政治背景对临床服务效率和效果提出证据要求。⑩造就三个相互关联的运动: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领域的经验临床实践(Empirical Clinical Practice,简称ECP),90年代临床心理学领域的经验支持治疗(Empirically Supported Treatments,简称ESTs)和临床医学领域的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11)之后循证实践又再度扩展至心理学、社会工作等领域。可见西方社会工作领域的证据实践历经经验临床实践、经验支持治疗(12)和循证实践,体现从狭义循证到广义循证的演化脉络,具体表现在“证”(即证据)和“循”(即循证程序)两个维度。

  (一)从狭义到广义的证据

  实验设计类研究证据。循证实践的前身经验临床实践和经验支持治疗都奉行最典型也是最狭义的研究证据(research evidence),将证据限于实验设计研究(RCT)。(13)实验证据之外的情境和案主因素常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种强硬的实证科学态度招来大量批评。

  兼容定量定性的研究证据。到了循证实践,仍然要求实践者“做出配资公司 介入方法的决策时应该有意、精确和判断性的寻求当前最佳证据的支持”。(14)不过研究证据从狭隘的实验研究,扩展至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循证实践在决策过程中也会考虑证据之外的案主、环境等变量,形成循证临床决策的三圈模型,三圈是指临床经验、研究证据和案主偏好,三圈的大小或权重是一样的。(15)但此时的证据仍然是狭义的。因为决策要求最佳可用证据(Best Available Evidence),将证据划分等级,最高等级的证据是随机对照实验和系统评价,(16)具有浓厚的实证倾向。

  超越研究证据的证据。基于对实证主义霸权的反思和社会工作领域的专业要求,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将证据限制于研究证据过于狭隘,因为研究证据是社会和历史的,并不具有脱离情境的客观普适性;社会工作专业不仅是科学也是艺术,要求更具包容性的证据观。证据开始广义化:首先,证据包括研究证据和非研究证据,来自任何经过检测的、被发现有可靠的来源的知识都可认为是证据,比如研究证据、行动者的临床经验,病人的经历和偏好;本土情境和环境等。(17)除了已有的证据,人们甚至可以开发他们自己的证据。(18)其次,不能假定某一特定证据源相对于其它证据源更有价值。证据的预定价值随利益相关者的类型不同或理论视角不同而改变。再次,后现代思想认为证据只是一个名称,受文化信念和权力关系影响。不要认为一切是理所当然的,而要问是谁的证据,为了什么目的?(19)

  (二)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循证程序

  获得证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证据应用于实践,即循证的过程、步骤和程序等。整个社会工作现代历史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科学研究所获的知识与社会工作政策、行政和临床实践时所使用的内容之间存在差距。(20)人们一直在努力跨越这种知识与实践之间的鸿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乐观主义、失乐重生、工业化和炒股配资 工程,(21)在这个过程中循证程序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

  1.工具理性的循证程序。在第一阶段的乐观主义时代,人们相信只要行动者能评判科学文献并识别出证据,就能将其应用于实践。在第二阶段的失乐与重生时代,人们发现行动者并不能在临床实践中知行合一,行动者也不可能跟上文献发现的脚步,便制作包括系统评价、文献摘要和证据评级的临床实践指南,并相信行动者阅读了指南就能改变行动。

  循证实践的前身经验临床实践和经验支持治疗(或经验验证治疗)是这两个阶段的典型代表。经验临床实践强调基于最佳的可获得的科学证据选择治疗方法,经验支持治疗则要求心理技术必须以良好程序化的手册为基础。后来又发展出新的形式——常规升级的电子数据库,比如加利福尼亚循证儿童福利证据转化中心(Clearinghouse),能提供明确证据等级的干预措施列表。(22)上述证据应用过程被称为手册化治疗,批评意见集中于其忽视了证据与其适用环境和过程的关系。临床实践手册类指南的使用不是一个完整的循证实践,只是一种循证干预(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s简称EBIs),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基于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建议或授权使用特定干预措施。(23)循证程序简化为实践指南,是一种工具技术理性的体现,忽略了社工决策过程中的道德和价值因素。

  2.价值理性的循证程序。在第三阶段的工业化时代,被动的传播被证明并不改变行动,而是需要更积极的实施策略。第四阶段是炒股配资 技术和系统工程时代。此阶段认为要重新设计服务传输系统以更有效的配资开户 最佳证据和一般实践。

  在这些阶段中,循证实践被认为基于知识生产和转移的线性模型,即研究在一个地方产生的知识通过各种机制转移到使用环境。循证程序开始从关注“采取何种干预措施”的决策结果转移到关注“如何将干预措施转移到现实世界的实践环境中”的实践过程。(24)它催生了被称为应用科学的研究领域(25),关注从知识开发、生产、转化到在实践中传播、利用的过程。(26)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研究证据,它需要考虑其他与案主、情境有关的复杂变量。由此发展了独特的循证步骤程序。包括:可解决的问题的转化;最佳证据搜索;证据评估;在考虑证据、适用环境、案主偏好基础上应用证据;评估应用结果。(27)循证实践的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它整合了研究证据、行动者和案主的炒股配资 ,反映了临床治疗者与案主之间互动的决策过程,具有过程视角。(28)更重要的是,循证实践不仅是一门技术,也是一种实践哲学,决策的过程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职业伦理守则所要求的对案主的道德责任。(29)

  3.弹性而流动的循证程序。然而广义阵营并不满意固定的循证程序,认为其技术取向仍然太明显。他们质疑因受到案主、情境等复杂因素的牵制循证步骤可能无法实现,且这类固定协议限制了知识向实践的转化。改良的意见认为循证实践是一门将证据转化为每个独特的案主系统、关系和互动的艺术(30),并不需要对循证过程进行五个步骤之类固定协议的限制。循证过程可转变为更灵活的要素(Cornerstones):(1)证据和理论;(2)临床专门知识,包括专业价值和与案主的工作经验;(3)实践者个人的观点、信念和假设;(4)案主的观点,即案主如何参与到介入中。(31)有的干脆将循证过程设计为伦理推理(Ethical Reasoning)框架,认为它更容易应用于不同的实践情境,并且是一种符合社会工作本质的、以尊重原则为指导的实践道德活动。(32)

  在西方循证社会工作发展的过程,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张力频现,也应运而生各种综合尝试,比如循证界提出的导向实践(Evidence—Informed Practice,简称EIP)的设想,旨在将循证这种以充分证据为根据的实践转向以全面证据为根据的实践,认为实证研究结果应该是干预的一部分,但过程应该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满足不断变化的目标、条件、经验和偏好客户和从业者。(33)但这些整合的尝试仅停留于的理念设计,而缺少经验研究的互文和背书。

  三、基于逻各斯的西方循证社会工作话语体系

  从狭义到广义的历史脉络造就失衡的话语体系,其根源来自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具体表现为认识论的二元对峙和方法论的理性狭隘。

  (一)逻各斯中心的哲学基础

  逻各斯首先是由古希腊的赫利克利特提出的,赫氏用它来“求智慧”,从观察万物中叩问原因、追寻规律。这种求知方式,决定了西方人将逻辑推理和理性分析当作最基本的理解世界的方式。(34)在历史的流变中,逻各斯成了逻辑,逻各斯传统渐渐变成了逻辑中心、理性中心,西方形而上学完全被逻辑和理性所占据,思想被逻辑遮蔽。(35)最终演变成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本质本原主义和基于中心性的二元论。逻各斯确立一个“始基”,作为世界的终极基础,万物皆源于此,又复归于此。对事物的认识就是去追寻事物的始基,还原式的寻找事物的终极本质。万物有了始基,也就有了中心性,也就意味着有主要与从属、本质与现象、内与外等二元论存在;意味着本质决定现象、内决定外、中心决定非中心。(36)这导致循证社会工作中各理论范式的分歧和排他性,实证和反实证、理性与价值、科学与非科学的二元对立。

  推崇理性。逻各斯自诞生之初对理性的探索尚具有爱智慧和杀神的意义,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由伽利略开创的近代自然科学却把逻各斯发展成为具体的物理主义的理性主义,西方哲学由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理论主导,演化为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偏执。(37)虽然反思和挑战不断,科学主义仍然在西方循证社会工作中占据“惯习”的地位,带来实践模式的混淆和倒退。

  (二)二元对峙的理论范式

  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循证领域延续了实证主义与现象学的认识论争执。(38)理论范式对应实践模式形成一个相互对应的谱系(如图1)。在这个谱系中,西方社会工作领域先后出现经验临床实践(ECP)、经验支持治疗(EVTs)、循证实践(EBP)和发展中的证据导向实践(EIP),这些模式对应着从实证主义到现象学的认识论变化。来自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解读形成狭义循证,最极端的狭义解读就是将循证实践等同于ECP、ESTs(EVTs)等,而来自现象学认识论的解读形成广义循证。循证实践身处狭义循证和广义循证的张力中,并不明确的处于谱系某一端,而是由来自不同的阵营的学者进行多元解读。

  

  图1 循证实践认识论谱系图

  狭义循证强调的科学化专业化,也许是一种处理社会工作普遍存在的似是而非和不确定性,将其拔出非理性的不稳定的泥潭的好方法。(39)但在西方证据实践的发展背景中,它经常为追求证据的科学性和循证过程的工具性,而走向极端的狭义即狭隘化,从而被误认为是经验临床实践等实践方式,也就造成许多循证实践研究只是贴着循证实践标签的经验临床实践或经验验证治疗。

  广义循证更加强调价值与情境,也许更符合社会工作的艺术气质,是循证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但其未能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如何对多种来源的证据进行整合。研究证据与临床经验、背景因素以及患者经历和偏好相互作用的方式?科学与经验的相互作用方式?各种数据资料相互矛盾如何解决?第二,如何避免陷入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陷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包容、灵活的循证实践与它所自认为超越的凭灵感和直觉开展工作的实践过程有何区别呢?可见,社会工作的循证实践仍然需要一个标准来度量知识和实践的有效程度,如果忽视这一需要,循证实践就会越过广义循证的适当界限,掉入相对化的陷阱。

  实际上,上述狭广对峙反映了社会工作界的一个根本问题:社会工作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指挥棒下,西方话语形成两种非此即彼的聚类:科学、狭义循证、狭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艺术、广义循证、相对化。

  (三)理性狭隘的实践模式

  吊诡的是,虽然有认识论二元对峙,但学界在方法论层面对理性的追逐势不可挡。现代意义的循证社会工作开始于21世纪初,被认为是改变权威为本的社会工作的一场革命。十余年后,美国循证社会工作的核心人物Gambrill考察了当时美国社会工作文献中循证实践的记载,认为循证实践沦为“皇帝的新衣”,循证实践的哲学和技术本源被忽视、歪曲和消解了。其原因在于社工界将循证实践狭隘化和退化为循证实践的前身经验临床实践(经验验证或支持治疗),误以为循证实践局限于实验证据和临床操作指南。其特征包括:第一,忽视。许多社会工作文献都没有提及循证实践,有时即使提及了,也没有具体描述循证实践的证据和技术步骤,就直接做出决策、得出结果。第二,新瓶装旧酒。将循证实践作为新瓶,里面装的旧酒是经验性验证治疗或相应的实践指南。第三,曲解。新瓶装旧酒必然引起对循证实践的哲学和技术的误读,认为它假设行动者是理性的个人,并且只基于研究证据进行治疗。第四,断章取义。认为循证实践只强调经验性研究证据在决策中应用,忽视考虑案主价值观和期望以及让案主成为知情参与者的重要性。(40)且这种错位时至今日仍在美国社会工作实践和教育中存在。总之,经验世界中的循证社会工作实践经常被操作指南化,沦为理性工具。

作者简介

姓名:刘玲 彭华民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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