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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想象的建构路径 ——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理论的一种考察
2020年06月16日 10:10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顾豪迈 字号
关键词: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印刷语言;历史记忆;地理空间;

内容摘要:

关键词: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印刷语言;历史记忆;地理空间;

作者简介:

  摘 要:在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自然因素和历史因素毫无疑问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人为建构性因素的功能亦不能忽视。印刷语言的传播、地理边界感的形成和历史记忆的传承等对形塑民族想象、建构民族认同十分重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民族的现代性、建构性和政治性进行了系统性考察。在他看来,民族是特定文化中人为建构的产物,通过呈现“横向空间同时性”的时间观,印刷语言为人们建构民族的想象共同体奠定基础;经过“遗忘”与“选择”机制筛选,历史记忆形塑民族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借助地图、人口调查、博物馆等媒介,人们建立起配资公司 民族空间的牢固想象。安德森配资公司 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为我们认识和把握民族和民族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关键词: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印刷语言; 历史记忆; 地理空间;

  作者简介:顾豪迈,女,浙江宁波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比较文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国家认同视阈下的革命英雄记忆传承研究”(项目编号:19VSZ112); 国家留学基金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选〔2019〕110号)的阶段性成果;

  民族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当中,血缘、领土、母语文化、风俗习惯等客观因素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客观因素,人们不可能对民族产生天然强烈的依恋感。但是客观因素,尤其是血缘、基因等生物性因素,无法解释一些特殊的民族现象。例如,像美利坚民族这一主要依靠外来移民建立起来的群体,其民族和国家的形成是不能单纯通过人群的血缘、肤色等生物属性来加以解释的。不仅如此,过度强调血缘、肤色等因素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还有可能滑向种族主义,导致种族屠杀等惨剧的发生。事实上,民族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建构性特征。当代最具盛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上述观点。他将民族视为在特定文化中人为建构的产物,并认为印刷语言、地理空间、历史记忆等对于形塑民族想象、建构民族认同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主义”民族理论虽然分支众多,观点也不尽相同,但这一理论流派的思想家们都普遍强调民族的现代性、建构性和政治性。在他们看来,民族是18世纪晚期才有的现象,不可能出现在前现代社会。民族也不是自然生发的实体,而是主观建构的产物。民族与国家紧密配资开户 在一起,民族的形成需要国家政治力量的支撑,民族与现代国家结合而形成民族-国家。“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奠基人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人类历史只有进入到工业社会阶段才能孕育出民族和民族主义。因为只有工业社会才能为他们的出现提供必要的前提——文化的同质性。“在工业时代,一切发生了变化。高层次文化在一种崭新的意义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有了文化,他们用一种精心设计的代码,用明确的、比较符合‘语法’的句子,而不用完全靠情境来理解的咕哝声和点头等动作,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1](P67)除此之外,盖尔纳还否认民族的自然性。在他看来,“民族并不是印刻在事物的本质里的,他们并不是自然理论的政治版本。”[1](P64)他建议从文化的、唯意志论的角度定义民族,认为民族主义热情包含了“文化上富于创造性、空想性、积极创造的一面”[1](P74)。尽管盖尔纳强调经济和文化对民族建构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因此忽视民族的政治性。他明确强调,国家的疆界应该与民族的范围统一起来。

  安德森承袭了盖尔纳的观点,在定义民族时突破了之前“原生主义”解释中的客观要素决定论,突出强调了其中能动的方面。相比于盖尔纳,安德森的贡献在于,他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民族的想象建构维度。他认为,除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以外的其他共同体,包括民族,都是通过想象建构出来的。当然,想象并不是捏造,想象的共同体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共同体。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安德森尽管着重于探讨民族如何被想象、模塑、改编和改造的过程,但他仍然承认民族具有一些客观属性,民族属性有时候不得不受到肤色等客观因素影响。因此,想象是一种基于历史事实之上的认知过程,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事实。

  安德森的民族定义,也和以盖尔纳为代表的其他“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家一样,包含着民族的政治诉求。他发现,主权观念在宗教改革以后逐渐萌芽,一些疆域范围有限的想象共同体决心追求政治自主。“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并且,如果是在上帝管辖下,直接的自由。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2](P7)这里暗含着安德森对于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回应。文化民族主义将保护和复兴民族文化放在首位,并不强调民族的政治属性。安德森却认为,尽管民族是在文化中塑造出来的,却并不仅仅是文化共同体,而是被想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

  二、民族想象的构成要素

  “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在民族具有建构性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至于如何建构民族的想象,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看法。在盖尔纳看来,“统一的、相似的、集中维持的高层次文化”[1](P73)是民族想象形成的重要前提。霍布斯鲍姆认为,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是民族想象建构的重要因素。安德森则强调印刷语言、地理空间和历史记忆在民族想象建构中发挥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一)印刷语言

  语言是人们沟通和交流的媒介。只有通过语言的沟通与交流,人们才能相互理解、化解矛盾、联络感情、达成共识,并且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谈到语言与理解之间的关系:“所谓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3]哈贝马斯同样注意到了语言在交往行为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是语言媒介使交往理性成为可能。

  语言还是人们识别民族身份和加强民族认同的工具。早在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就发现了语言与民族之间的紧密配资开户 。在他看来,民族语言植根于民族历史,民族语言培育民族精神。因此,一个民族必须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否则可能面临民族毁灭的危险。他曾这样告诫德意志人民:“如果语言是我们灵魂力量的器官,我们心智教育的中介,那么我们不能忍受不用我们民族或我们国家的语言的教育。在德意志使用法语教育必然会毁灭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把这个民族引向歧途。”[4]

  安德森也注意到了语言,特别是印刷语言在民族建构中的重要性。他发现,印刷语言除了能够发挥交流传播、民族识别和民族认同功能外,还能通过记录和传承民族文化,塑造民族古老甚至永恒的形象,进而建立今人与古人的血脉配资开户 。通过阅读几个世纪以前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字,人们会自然地感受到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与作者进行文字对话的过程中,人们又能够跨越时间的界限,与生活在千百年以前的古人发生文化心理上的关联。配资公司 印刷语言与民族建构,安德森最与众不同的发现是,印刷语言能通过呈现“横向空间同时性”的时间观,为人们在自己的意识中建构民族的想象共同体奠定基础。

  在安德森看来,中世纪的“同时性”指的是“时间并进的同时性”。众所周知,欧洲中世纪笼罩在基督教的阴影之中,中世纪的时间观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中有弥赛亚的概念,基督教的弥赛亚即基督曾被钉死于十字架之上,但它还会复活,而且它的再次降临随时会到来。中世纪时间观中的“现在”也如基督教的弥赛亚一般可能瞬间出现。因此,中世纪时间观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是以线性的、连续的、不可逆转的顺序排列的,而是以繁复交错的形式存在着——“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2](P23)安德森认为,印刷语言出现后,这种“同时性”不再是配资公司 纵向时间的同时性,而是横向空间的同时性——不同空间的时间同一性。兴起于18世纪的小说均以横向空间的同时性作为结构设计的基础,让人们在阅读过程中自然地建构起共属一体的想象。“(小说《社会之癌》)从一开头就是这样的意象——数以百计被指名、互不相识的人,在马尼拉的不同地区,在某特定年代的某特定月份,正在讨论一场晚宴。这个(对菲律宾文学而言全新的)意象立即在我们心中召唤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2](P25)除小说以外,报纸也是典型地通过印刷语言、让人们穿越“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建构共同体想象的重要方式。不同地点发生的事件被同时放在一张报纸之上,容易让读者产生地点之间相互关联的想象。与此同时,人们在每天差不多同一时刻阅读同样的报纸的行为,更是加深了彼此共属一体的想象。

  (二)历史记忆

  民族具有时间的深度。每个民族成员对于自己民族以及民族前身的历史记忆,是民族想象建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记忆能够反映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连续性。对于个人而言,记忆是自我同一性最好的证明。借助记忆,个体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具有同一连贯性,从而实现自我认同。以此类推,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如果其成员无法有效形成有配资公司 它的历史记忆,也就难以建立民族认同感。历史记忆还能佐证民族在时间上的古老性。尽管民族实际上只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出现的产物,但是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往往习惯于将民族的历史追溯到遥远的时代,甚至上古时期。这是因为民族的古老性能够显示自己民族所具有的智慧、勇敢等优秀品质,从而激发民族成员的自豪感与自信心。而透过历史记忆,人们能够追寻到民族遥远的起源,与几千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祖先建立心理上的关联,从而证明自己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的历史事实。

  安德森在查找和分析相关历史资料之后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在他看来,从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中诞生的民族就格外重视历史的连续性。他们喜欢将自己看作是“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民族,并不断回望祖先的荣耀。创造过辉煌历史的祖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拯救民族于危难的革命先烈等都是他们着重记忆的内容。即使是欧裔移民离开自己的母国,在美洲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依然非常重视历史记忆的传承。当欧洲殖民者踏上美洲土地为地区命名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母国、自己的出生地。新约克(New York)、新里昂(Neuva Leon)、新奥尔良(Nouvelle Orleans)……这些地名无不体现出他们对于母国的思念,以及对与自己祖先血脉相连的感情的珍视。虽然在建立自己民族的过程中,这些殖民者产生了不同于欧洲民族的民族想象,但他们所拥有的配资公司 母国的历史记忆仍然是“南北美洲”最初的民族想象之所以可能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这些共同的历史记忆、语言文化,他们就很有可能被当地的土著部落所同化。

  不过,安德森也告诫我们:在书写历史记忆时,民族国家必须根据自身的需要有意识地强化一些记忆,同时淡忘一些记忆。历史记忆内含“遗忘”与“选择”机制。只有经过“遗忘”与“选择”机制的筛选,历史记忆才能形塑民族的同一性和连续性。“民族的本质是每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而且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2](P23)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存在选择性地记忆和遗忘某些历史片段的现象。法国的“圣巴托罗缪惨案”以单数法语名词的方式掩盖了“杀戮者与被杀戮者”的身份;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将“南北战争”描绘为一场“兄弟”之间的“内”战,而非两个主权国家的对立;英国的教科书教导每个学童将威廉一世看作为伟大的开国之父,却罔顾威廉一世是不会说英语的诺曼人的事实。安德森认为,这种记忆中的遗忘现象,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刻意操控的结果,因为遗忘某些历史事件,能够弥合民族的裂痕,将民族成员重新凝聚起来;另一方面,也是民族成员共谋的结果,因为相比于手足相残,手足之爱的想象才是民族成员愿意相信和接受的。“那种手足之爱的想象却出现得非常早,而且是在一种令人好奇的、真正受欢迎的情况下出现的;没有这种想象,就无法再确认手足相残的事实。”[2](P197)

作者简介

姓名:顾豪迈 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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