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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做头”制度:传统合亩制社会的制度继承
2020年04月29日 09:36 来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6期 作者:王振威 赵科 字号
关键词:黎族;做头;合亩制;形式亲缘关系;

内容摘要:

关键词:股票投资黎族;做头;合亩制;形式亲缘关系;

作者简介:

  摘 要:在当前黎族杞黎支系的部分地区流行着一种独特且原生态的“做头”制度,即每次村庄集体性的交往活动往往会由一个村民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带领其他村民共同参与此次活动。“做头”制度实际上是传统“合亩制”社会头人即“亩头”角色在当今社会的变体,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说明传统与现代存在着割不断的配资开户 。该制度对本地地域社会内部的村际交往起着积极的作用,有助于相互之间保持紧密的配资开户 ,因而十分有利于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关键词:黎族; 做头; 合亩制; 形式亲缘关系;

  作者简介:王振威(1980-),男,浙江淳安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民族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化;; 赵科(1991-),河南泌阳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工作。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南方少数民族手工艺资源体系与基因要素图谱研究》(GSZ17006); 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少数民族风格音乐作品创作》(CSQ19044);

  今海南省五指山市是传统黎族聚居区,其中尤以杞黎支系居多。本文研究材料主要基于本市毛道乡和番阳镇几个村落的调查。在五指山市11前身通什市设立之前(即1986年以前),这两个乡镇分别隶属于保亭县和乐东县。该地区深处五指山腹地,交通条件向来比较落后。相比较于其他黎族地区,本地群众民风极为纯朴,至今仍然保留着部分传统文化,尤其体现在原始宗教信仰及与之相关的丧葬习俗方面。22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调查资料记载,本地曾经存在着十分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组织,较高层次的为“峒”,较低层次的为“合亩”。后者尤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倾注了相当的精力进行研究,获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本土性传统组织在当地黎族群众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全面的基础性作用。尽管如此,现今这些传统社会组织制度已经难觅踪影了。近些年来,笔者因工作原因曾几次前往传统合亩制地区做调查,有意识的去搜集和了解与之有关的材料。但是令人困扰的是,即便是在五指山杞黎核心区域,人们对传统“合亩”制和“峒”组织知之甚少、甚至不知其为何物。不过笔者向来认为,历史不会断裂,不论时势发生多大的变迁,现今的社会生活总是建立在历史的传统基础之上的。本文将以现今五指山地区杞黎支系村落的“做头”机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做头”机制是一项极个别和特殊的制度现象,至少在其他少数民族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不曾出现过这一表述。该地区的“做头”制度实践,简而言之即每次村落中的较大型对外交往活动往往由一个主要村民来负责组织实施,而该村民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村民之间轮流变换。实际上,这是传统村落首领(头人)制度的一种变形。

  一、简短的研究综述

  “头人”是中国民主改革之前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首领的汉语称谓,在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存在。对头人制度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主要以壮族、藏族、彝族和苗瑶的头人制度研究为主。其中,有对传统少数民族头人制度进行描述性研究的,这一类研究主要以客观介绍传统政治组织制度为主[1,2];有理论性较高的学理研究,研究少数民族头人制度产生的根源,认为头人作为村寨自然领袖是自然成长的民主制的产物[3]。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习惯法的研究中也常有涉及头人制度的内容,指出头人们在执行当地习惯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4,5,6,7]。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2000年以后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再重视,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对头人制度的学术研究,而试图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资源为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所利用[8,9,10,11]。和早期的头人制度研究将其视为一种落后的制度安排并进行某种程度的批判相比,新时期的相关研究更加侧重于从头人制度积极正面的方面去对其加以研究和探索,并希望从中重新发现和挖掘传统文化的有用成分。

  有研究者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本土性社会政治组织会发生一些变化,至少在名称上会与传统实践形式有所区别,如瑶族的“石牌头人”在如今的某些村落实践中被改造为“理事人”,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4]80。其前后两个时期之间的传承关系是十分明显的,该地百姓甚至地方政府对两者的继替关系不但清楚而且对此加以有意识的改造。可见,传统社会政治组织资源的现代利用是可能的。当然,值得强调的是,某些地方所开展的相关实践由于有了政府力量的介入,其自主自发性自然就会大打折扣,不再是一种纯粹民间自发的机制了。本文将要研究的黎族“做头”制度则有别于此,它是一种更加“原生态”的文化实践。

  具体到黎族杞黎支系而言,在文献资料中没有“头人”的提法。“亩头”和“峒长”是本地事实上的头人。与其它少数民族头人研究相似,早期的黎族相关研究也已介绍性研究为主[12,13,14],而近期与此相关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研究[15,16,17]。

  有些研究者结合自己的调查经历,认为黎族的亩头制度连同“合亩制”本身已经成了昨日黄花,彻底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合亩社会的影子已经消逝”[18]。另外一些学者尽管注意到合亩制的传统在某种形式上有所遗存的现象,“……黎族合亩制民主也走进了博物馆……黎族合亩制民主传统并没有完全烟消云散”[17]36。但作者认为传统合亩制度即便有所保存也不过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具体组织实体则已经不存在了。

  而在本研究中,笔者将指出:黎族合亩制及其“亩头”文化的消逝也许是一种表面现象,对原合亩制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实践也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它,即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传统的头人制度如今以别的形式存在着并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存在”是具体的实体而非抽象的。

  二、合亩制的基本实践

  “合亩”,黎族当地方言称作“纹茂”,直译作“有血缘关系的集体”。在合亩制地区,村庄的规模普遍较小,往往是几个合亩共同构成了一个村庄,或者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合亩。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大家一起劳动干活,并按照家庭33来平均分配劳动产品。在比较初级的合亩中,其成员主要包括亩头和亩众两个部分,一般都具有兄弟和父子关系。而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从而产生了剥削关系的合亩中则会有工仔和龙工现象。

  一般地,学术界倾向于将“合亩制”理解为是解放前流行于五指山腹地部分黎族地区的本土性家族共耕制度,其实施主体为少部分杞黎支系群众:“合亩地区,指的是五指山中心地区,即保亭、琼中、乐东三县的交界处,人口约13 000多,是黎族地区中很小的一部分……直到解放前夕,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各种经济因素较复杂,存在着较多的特点。”44“合亩制”于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并被外界所知晓后,一直延续到合作化运动时期,至于其产生的具体年代已经无从考究。55

  在“合亩制”的实践中,其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权大部分为私有,但是同属一个合亩的所有成员仍然一起工作,并且按照家庭平均分配粮食。从这个角度来说,“合亩制”首先是一种经济生产组织方式。但实际上它又绝不是简单的经济制度安排,而是一种综合性社会制度。因为“合亩”的首领即“亩头”往往是村庄社会生活的多面手,既承担了组织生产的头人角色又承担了政治领袖甚至是宗教头领的角色。“合亩”内的农事活动严格遵循着一套以亩头为主导核心的准则,由亩头及其妻子来安排和组织活动;同时,重要的合亩对外交往活动也主要由他们带领其他亩众来完成。

  村庄之间的交往配资开户 主要表现为合亩间的交往配资开户 ,每到产生这种需要的时候,亩头会带领或者代表亩众前往处理相关事务。因此,合亩在进行劳动成果分配时,会专门提留一部分公共粮食,用作对外交往时的物资所需,这些公共粮食或物资由亩头保管。当合亩内或者村庄内其他群众急需时也可以动用这些公共资源应对不时之需。

  合亩制社会在具体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有相当多的禁忌和规矩需要遵守,除了主要有亩头来组织相关的生产劳动之外,在一般亩众的生产生活中也有相关的规则要遵守。比如,在祖宗的忌日不准从事某种工作,男女人分工严密,男人犁田、耕田、播种、挑谷,女人拔秧、插秧、捻稻、除草等等。在本地有较厚重的母系家庭痕迹,如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有比较大的话语权,女性丧夫之后可以搬回兄弟或者外甥中国股市 住,死后可以葬在娘家公墓等等。

  作为合亩制社会实际上的头人,“亩头”属于最基层的地域社会管理者,其所发挥的作用与后来的生产队长相似。自然村的村长往往同时兼任某个合亩的亩头,具有一定的威望和才能,特别是在对本地区原始宗教知识的掌握方面更是如此。基于血缘关系,也由于传统习惯,很少有人愿意脱离某一合亩而自立门户,因此合亩制度本身就成为了连结基层民众与大环境的一座桥梁。

  正因为合亩制是本地区最为基础的制度,因而地域社会中各个村落的配资开户 也被建立在这一背景之下,村落间的联盟及峒与峒之间的联盟事实上也是作为基层社会细胞的各个合亩之间的联盟。当一个村庄受到外力的攻击,平日素有交往的尤其是存在姻亲和兄弟关系的村庄就会出面帮忙。地区内部各主体之间的社会交往不论是友好还是冲突,都与合亩的亩头有直接的配资开户 ,合亩在社会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可以这么说,“亩头”是合亩制社会的核心,所有的活动都围绕着他展开。

  传统合亩制地区原有的政治实践在当前的村庄政治生活中也有所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村庄即传统自然村村长的选举了,根据调查资料,对村干部的选择标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一般都是已经成家而且是完整家庭的男性村民,这和传统社会对“亩头”和“峒长”的确定标准如出一辙。

  与社会主义集体生产方式相比,合亩制虽然在本质上与之不同,但是在生活劳动组织形式上却有一些相同之处,即都是通过集体活动来开展生产劳动的。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在本地很容易被群众接受的原因。对他们而言,巨变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从久远的合亩制集体生产至近代的社会主义集体化生产,突然转变为形式上的个体家庭经营,原有集体生产中的文化习俗和习惯丧失了其存在的土壤,相较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而言,这种改变才真正是巨大的。

作者简介

姓名:王振威 赵科 工作单位:股票投资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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