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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续永嘉精神: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及其学术风格
2020年06月15日 16:55 来源:《史学月刊》2020年第2期 作者:刘春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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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30-1934年间,夏鼐治学方向经历三次转向,从社会学转到中国近代史,进而转向考古学。夏鼐治学转向既有时代背景,亦有家族文化、永嘉区域文化的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形塑了夏鼐早年治学的学术风格。夏鼐早年治学思想,为其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是其整体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心路历程;治学风格;永嘉精神;历史哲学;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刘春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聊城大学科研基金“青年夏鼐的学术思想转变研究”(321021902)。

 

  夏鼐(1910-1985),浙江永嘉人,是新中国考古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目前学界对夏鼐考古学思想及贡献之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①]然而,对于夏鼐早年治学思想的研究稍显不足。[②]夏鼐早年治学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1930到1931年在燕京大学修读社会学时期,目标是“十字街头”式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1931到1934年在清华大学修读历史学时期,开始从“十字街头”进入“古塔”,选择了中国近代史专业;1934年后决心出国留学,继续深造并顺利通过留学考试,开始了自己的考古生涯。[③]夏鼐早年治学领域经历的这三次转向,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夏鼐日记》《夏鼐文集》等为主要史料,通过梳理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揭示其早年治学的学术风格和基本学术趋向,并进而分析其学术风格形成的永嘉文化因素。

  一、夏鼐早年治学的三次转向

  夏鼐接受启蒙教育之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后各种西方新思潮传入并澎湃发展时期,也是国民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在师友同学的影响下,夏鼐对政治逐渐发生兴趣[④],初步树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受永嘉文化影响,夏鼐选择投考燕京大学社会系,希望通过研习社会学的途径走上“十字街头”,实现学术经世的社会理想。

  夏鼐入燕京大学时,社会学系主任为许仕廉。1926年,许仕廉主持社会系时的指导方针,是要求学生广泛掌握社会学的基本知识,以便在研究社会学及社会事业时具有相当的理论基础,故燕京大学社会系在课程设置上重视理论学习[⑤]。夏鼐修习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课程,广泛阅读了中外社会科学名著如河上肇《经济学大纲》、波格达纳夫《经济科学大纲》等。社会科学思想的学习和熏陶,在其《秦代官制考》一文中得以体现,他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配资查询 关系分析模式赋予秦代官制以时代价值,他认为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制度史的研究,“可以推测到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⑥]。

  在当时的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成为青年学子共同的思想趋势,其与实验主义方法是当时的两股思潮,甚至高过后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批评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种独特现象。夏鼐认同《二十世纪》上刊发的《批评胡适》一文的思想方法,称赞该文“批评偏重于建设的方面,有精辟处”,其优点是“能够用经济的背景来解释先秦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又能指出哲学思想本身之辩证的发展”[⑦]。

  夏鼐对自己的学术成长具有自觉意识,明了个人性情决定个人的学术兴趣。夏鼐选择燕大社会学系从事理论学习显然与其“性癖近于抽象的思考”之性格特点有关。[⑧]然而,夏鼐鉴于社会科学易流于虚浮的弊端,曾萌生改科的想法[⑨]。他认为,社会学系虽重视社会科学理论,但因带有“宗教的颜色眼镜”,而且还穿着“资产阶级理论的隐身衣”,有一种“虚浮不切实”的弊病[⑩]。尽管夏鼐最终选择转学,然而燕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习,为夏鼐后来重思想、重理论的学术风格奠定了基础。同时,燕京时期,钱穆等人扎实的史料考证工夫亦范导了夏鼐治学的实证风格。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呈现多元融合的趋势。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实证史学仍是史学界的主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推动了社会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与实证史学呈现双峰并峙的局面。夏鼐转学到清华历史系,既反映了他对自身学术取向的慎重和自觉,也是时代潮流发展的个体表现。

  1931年,夏鼐通过考试成功转校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夏鼐看来,历史学科以史料为基础,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可以纠正社会学流于空言的弊端[11]。夏鼐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选择中国近代史作为研究方向。他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中国近代史与当下中国关系最近,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源头,值得特别关注,用他的话说就是:“对于十字街头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12]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史来解剖和分析中国社会,显然与在燕京大学时受钱穆等人学术致用取向影响有关(详见后文)。当时清华历史系存在两种史学倾向:一是杨树达为代表的考证学派,二是蒋廷黻、雷海宗为代表的综合派[13]。夏鼐认为前者是“老派”,虽重视史料但缺乏系统性[14],故夏鼐更认同于综合派并选择蒋廷黻为导师。

  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夏鼐开始从事鸦片战争的研究,系统阅读中国近代史资料和著作。夏鼐先后完成了《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百年前的一幕外交冲突》等2篇有关鸦片战争的论文和《洋书辨伪》、《评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陈博文著中日外交史》等6篇书评。夏鼐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题的选择及其历史观念,基本秉承了蒋廷黻的现代化史观,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闭关政策与世界市场扩张之间的冲突结果[15]。

  夏鼐从事近代外交史研究是在蒋廷黻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而夏鼐的毕业论文专注经济问题即“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一方面则可能得益于蒋廷黻的学术眼光。蒋廷黻的回忆道:“我的兴趣越来越广泛,我又对近百年来社会及经济变化发生兴趣。大多数人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块没有肉的干骨头,认为食之无味,而我却认为弃之可惜。”[16]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前沿问题的把握,影响了夏鼐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革命思想的传播影响了夏鼐的研究选题。夏鼐除了正常课程学习之外,继续燕京时期的阅读习惯,对唯物史观类的书籍进行了广泛涉猎、系统阅读,如列宁《国家与革命》《反杜林传》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等。夏鼐还经常与好友王栻进行唯物唯心的辩论,并就马克思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推理演绎[17]。蒋廷黻和夏鼐师徒二人的学术兴趣充分彰显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力之大。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培养了夏鼐对中国经济史浓厚学术兴趣,他希望毕业后继续从事经济史研究[18]。

  大学生活学习阶段,是青年思想发展和成熟的时期,是人生事业的关键时期。1934年上半年,夏鼐面临毕业后的人生道路选择问题,为自己的未来出路作了诸多假设[19],但出国留学是他的首要选择,希望通过留学继续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

  然而,当年清华留学专业中并没有经济类专业,夏鼐最终选择了与历史学相关的考古学专业。虽然金榜提名,然而专业不能如愿,夏鼐为此非常纠结。“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20]夏鼐思想纠结的根源在于,从事考古违背了自己学术经世之初衷。他说:“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在塔顶旧室中,微弱的阳光下,徘徊于蛛丝鼠迹之中。”[21]如果说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来关注社会变革,夏鼐找到了在“古塔”内学术研究的门径,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那么从“古塔”爬到“塔顶”,夏鼐对治学前景则感觉到迷茫,此时的夏鼐或许认为考古学难以施展经世致用之学术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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