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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国家的自主性模式:拉美“自主性学派”的视角
2020年04月28日 02:31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陈岚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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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中心—外围”的国际体系结构中,位于体系中心的强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掌握国际事务的主动权,而位于外围地带的弱国则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外交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自主性成为外围国家对外政策中的核心概念。外围国家如何才能加强自主性?拉美国际关系学者围绕“自主性”这个命题,形成了强大的地区学术共同体,提出了“对抗型自主性”“外围自主性”“非正统自主性”“投资型自主性”和“关系型自主性”这五种迥异的“自主性”观,阐述了外围国家谋求国际事务自主性的路径。“对抗型自主性”主张革命;“外围自主性”主张消极中立;“非正统自主性”主张在战略问题上与中心国家保持一致,但抓住稀缺的机会开展战略性操纵;“投资型自主性”主张以自主性为工具,追随中心国家,以便获取中心国家给予的援助或地位;“关系型自主性”则主张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网络,相互牵制,便能获得更大自主空间。本文梳理拉美“自主性学派”提出的外围国家谋求自主性的行为模式,试图建立起外围国家对外政策的初步分析框架。

  关键词:外围国家;自主性学派;依附理论;外围现实主义;关系型自主性

  作者简介:陈岚,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讲师。

 

  亚历山大·乔治和罗伯特·基欧汉提出国家有三大利益,即自主性、生存与经济福利,这三大国家利益可以被非正式地理解为自由、生命和财产。温特进一步指出这三大利益不仅是国家行为的规范性指南和最终目的,也是国家行为的因果机制。在这三大国家利益中,自主性指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具有能够按照特有的国家逻辑行事的能力。自主性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作为国内政治概念,对国家自主性的分析主要考察国家与国内社会结构的关系;二是作为国际政治概念,对国家自主性的分析主要考察国家相对于世界的相对独立自主程度。从本质上说,推动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中施事者的驱动力外在地表现为权力、利益与荣誉等目标,但真正的内在因素却是国家对自主性的追求,即国家自主性是国家追求的根本目标,当然亦是最根本的外交目标。

  在考察作为国际政治概念的“自主性”时,很明显可以发现,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自身能力紧密相关,也与其所处的国际互动结构相关。因此,各国享有的“自主性”程度差异显而易见。在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自主性”是强国的资源,尤其是霸权国的资源。华尔兹明确提出,权力可以用来维持强国的自主性,并赋予其为实现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与弱国相比,强国享有更大的安全余地,并对于进行何种博弈游戏以及如何进行更具有发言权。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强国通常通过构建国际体系来增加自己在国际体系中主动决策的能力。因此,国家自主性的一般演进逻辑是从权力主导型到制度主导型,再到观念主导型。而国际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显然没有在国际体系中从事权力主导、制度主导和观念主导的意愿和能力。国际体系对外围国家的自主性具有制约性的负面效应。那么,外围国家如何看待自主性这个概念?外围国家怎样才能增加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自主性?

  研究外围国家的自主性,拉美国家是最好的案例,因为拉美国家最早被卷入全球体系中,从被殖民到成为跨国公司扩张的对象,拉美国家在“什么是国际体系中的自主性”问题上的思考和探索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先走了一步。自从19世纪拉美国家相继独立以来,实现政治和经济自主性就成为拉美地区的一个历史目标。智利前外交部长慕诺兹(Heraldo Muñoz)认为,在所有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一是实现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的自主性;二是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三是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其中,自主性问题是核心,因为它与其他两个主题密切配资开户 。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讲,拉美的经济自主性和政治自主性密不可分,拉美地区每一个经济政策问题都呈现高度政治化的特征。

  围绕“自主性”命题,拉美形成了强大的地区学术共同体,甚至组成了具有拉美特色的“自主性学派”。他们以国际体系中的外围弱国为视角,成为拉美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化程度最高的流派。自主性学派最早可以追溯到依附论学者如奥唐奈(Guillermo O’Donell)和林克(Delfina Linck)。巴西的雅瓜里贝(Helio Jaguaribe)、阿根廷的普伊格(Carlos Puig)的学说则直接以“自主性理论”冠名,随后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胡安·加夫列尔·托卡特廉(Juan Gabriel Tokatlian)和罗伯托·罗素(Roberto Russell)等学者在总结和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与前人迥异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自主性”理论假设。同时,他们还通过“旋转门”机制,担任外交部长、科技部长等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外交理念和行为。因此,他们的著作为我们研究外围国家追求自主性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提供了肥沃的学术土壤。本文以拉美“自主性学派”代表人物为例,探讨外围国家追求自主性的行为模式,试图建立外围国家外交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对抗型自主性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各地区不同的国际行为体逐步被囊括进一个全球民族国家体系。直至20世纪中叶,国家间的经济社会配资开户 和互动仍然是遵循典型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台球模式”,各国相互撞击而缺乏有机配资开户 ,对抗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兴起的依附论就是一种对抗性的理论,其理论意义在于将拉丁美洲的落后归咎于中心—外围的体系结构,以此为基础给出了如何超越依附、获得自主性的政策方案。

  依附论借用20世纪50年代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结构作为核心框架,从经济和贸易领域向政治和外交领域延展。依附论内部可以分成三个流派: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称脱钩派)、结构主义流派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内部的批判流派。其中,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拉美颇有追随者。巴西的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阿根廷学者奥唐奈(Guillermo O’Donell)都属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以资本主义体系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之所以存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是由中心—外围结构决定的。在这个不平等的结构中,外围国家处于劣势地位,霸权国家(当时的美国和前苏联)以及非国家行为者(如跨国公司、市民社会)制定或强加国际规则,使其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积累。这些规则在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规范建构过程中得以具体化。而拉美国家的精英和国家官僚机构与中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如跨国公司)结盟而获得暂时的收益,这种利益使得外围国家的精英和国家官僚机构反对结构性改革,从而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心国家的经济依附。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极力反对原料生产国的工业化和一体化进程,对不发达国家任何具有经济独立倾向的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甚至政治颠覆,对任何可能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民革命运动实行镇压,使外围国家丧失政治体制上的自主性。因此,拉美的“不发达”不是先于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的后果,即依附性的资本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和林克指出:“外围国家被中心国家支配是由于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巴西学者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早年一直秉持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强硬立场,认为正是资本主义使欠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产生经济依赖并成为政治附属者。

  在这样不利于外围国家的结构体系和制度中,外围国家如何增加自主性、改变依附的局面?在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学者看来,在以中心—外围体系为基本结构的结构主义理论中,弱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是一条通往繁荣之路,而是通往依附和不发达之路;融入以不对称为本质特点的世界体系并不能帮助外围国家产生自主性,只会加剧其依附性,因为“相互依存”“国家利益的和谐”“一体化”从来都是霸权国的借口。因此,外围国家要获得自主性,只能与以资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世界体系脱钩。具体来说,首先,外围国家必须脱离与西方中心国家的配资开户 ,以摆脱外部剥削与掠夺。其次,拉美应该采取内向型的集体自力更生式的地区主义合作,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地区保护主义。如安第斯集团就提出,通过一体化建立一支与霸权主义抗衡的力量,不仅能够控制和引导外国投资、跨国公司的活动以及外国技术转让,实现经济自主发展,而且还能够保障国家主权、独立和自主,维护参与一体化国家的利益。因此,依附论学者所倡导的一体化是一种“排外的一体化”。最后,为赢得发展空间,拉美国家还必须突破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实施“统治”的框架制度。既然资本主义导致了外围不发达国家的依附性,那么拉美地区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彻底改变使之产生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打破转移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从理论上看,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对于拉美地区的发展持极端悲观的态度。外围国家的自主性可以被称为“对抗型自主性”或“革命型自主性”,即只有与中心国家进行对抗,在国内进行社会革命,才能获得自主性。

  二、外围自主性

  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爆发。美国长期视拉美为其经济“后院”和延伸的政治边疆,在拉美国际关系学者看来,美国的拉美政策贯彻了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学。因此,冷战时期拉美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现实主义的烙印,目的在于解决在东西方对抗的国际体系中外围不发达国家如何自处的问题。巴西高等研究所(Advanced Institute of Brazilian Studies)政治系主任、前科技部长雅瓜里贝(Helio Jaguaribe)部分继承了依附论的观点,但同时也批判了依附论的极端性。

  受到依附论学者的影响,雅瓜里贝也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特征。他将“中心—外围”国际体系分成更细的四个等级制层次:第一层次是世界霸权国家,是幅员辽阔并拥有核武器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苏联;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大国,雅瓜里贝当时预言中国会在20~30年之后成为区域大国;第三层次是具有自主性的国家,如西欧国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第四层次是不具备自主性的依附性国家,如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雅瓜里贝在文中大量使用了依附论学派的话语,将外围国家的发展模式分成“交易式自主发展”“革命式自主发展”“依附性发展”“卫星式发展”“卖国贼式依附”和“强制性依附”等。

  在这样的体系结构中,雅瓜里贝认为,拉美国家的未来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维持现状、继续依附,这条道路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第二条是革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大学青年和工会部门所希望的;第三条是自主发展,受到进步中产阶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温和知识分子和批判革命的一些工会部门的青睐。这是雅瓜里贝与依附论的分歧点:他并不认为革命是达成自主发展的唯一道路,相反,革命与自主发展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他既批判了依附之路,也批判了革命道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拉美不可能实现,古巴革命也不可能在拉美第二个国家出现。那么,何为自主发展的道路?雅瓜里贝在定义“自主性”的概念时,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条件的融合——自主性是在国内事务中自主决策的空间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行事的能力。自主性取决于“国内的可行性”(national viability)和“国际的可允性”(international permissibility)这两个结构条件。“国内的可行性”指一国拥有足够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国际交流能力以及社会文化凝聚力,其中,社会文化凝聚力尤其重要,是国内可行性的基本要素。“国际的可允性”指的是一国根据其地缘政治和外交局面,应对国际威胁的能力。当外围国家政府观察到国际上的一些可允许空间,便可以规避霸权国的影响,采取与霸权国不同的政策。外围国家要获得自主性,除了必须满足上述结构性条件之外,还必须达到两个功能性条件:一是国内的科技和企业已经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自主性;二是在与中心霸权国的关系中具有有利条件,特别是在种族—文化领域是一致的。

  鉴于拉美国家目前的国内可行性和国际可允性,雅瓜里贝乐观地认为,拉美地区可以采取更为温和但更有效的措施,即“外围自主性”,采取民族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socialismo desarrollista)政治体制,从而走出外围地带。这种“折中”的政治制度选择决定了雅瓜里贝在国际关系领域选择中立原则。雅瓜里贝指出:“在我们的国际关系层面,政治民族主义倾向于在美国和苏联冲突中采取中立主义路线,这才符合民众利益和国家主权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冲突是无利可图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国内问题,它们干涉外部事务的能力是很有限的,而且它们干涉外部事务会导致国外势力对其国内事务的干涉,这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外围自主性倡导的是:在霸权国争夺全球霸权或区域霸权时,国际体系中的小国采取孤立和防御性姿态,或者采取中立的立场,避免与竞争国接触,而不是采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倡导的革命性和对抗性姿态,这样有利于增强外围国家的自主性。

  三、非正统自主性

  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学者、前外交部长普伊格(Juan Carlos Puig)在雅瓜里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自主性理论。普伊格同样使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国际体系就如同任何一个微观或宏观的人类社会,各国有不同的分工。根据其分工的不同,可以分成三类行为体:一是最高分配者,他们制定分配政策并监督政策的实施;二是较低级的分配者,他们负责执行最高分配者的决议,三是接受者,即服从者。可见,国际体系是以“最高分配者—较低级分配者—接受者”这样的等级制为基本特征的。

  在此基础上,普伊格赞同雅瓜里贝提出的“可行性”概念,认为外围国家只有在实现更大的国内可行性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从依附向自主的过渡。他指出,这种过渡并不是立即实现的,而是逐步实现的。外围国家的渐进式“自主化”战略必须经历四个阶段:准殖民地式依附(Dependencia Para-Colonial)、国家依附(Dependencia Nacional)、非正统自主性(Autonomía Heterodoxa)和分离式自主性(Autonomía Secesionista)。

  准殖民地式依附指虽然国家拥有主权,但是该国精英在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上依附于中心国家。在这种依附模式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依附于中心国家的利益:自然资源采掘业大力发展,而初露头角的制造业受到国外竞争的打击;中心国家在外围国家获得的经济利益被转移到国外,而不是继续投资于外围国家来促进外围国家的国内经济自主发展。

  国家依附指的是外围国家理性地接受依附中心国家的现状,但是拥有自主发展战略,试图从依附状态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外围国家确立“底线”以限制中心国家的影响,如果中心国家试图僭越它们的底线,外围国家就会奋起反抗。

  非正统自主性的自主程度强于国家依附。在非正统自主性中,外围国家不接受霸权国家以“阵营”的名义,教条地将体现霸权国自身利益的政策和战略强加给外围国家。在霸权国核心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期望保持一致。这里的核心战略利益指霸权国不惜使用一切资源,包括武力,也要保证外围国家服从霸权国利益的事项,即该事项不是一般利益,而是配资公司 生存的利益。在非核心战略利益问题上,外围国家与霸权国之间的分歧可以有序地存在。对于外围国家来说,非正统自主性就是理性地、准确地判断什么时刻一般利益会变成关乎生存的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心国家的弱点和错误,扩大可操纵的空间。

  分离式自主性是最高程度的自主性,指外围国家完全切断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纽带,这种自主性的成本是最高的。普伊格认为,在权力不对称的国际社会中,分离式自主性是充满风险的。如果一个外围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操作不当,它就会耗尽国家资源,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从而使得国家不可避免地重新陷入依附的状态。国家依附和非正统自主性是拉美国家的常态。

  普伊格的自主性理论与依附论倡导的“自主性是一种绝对的对抗者的身份”有本质区别。外围国家的非正统自主性并不追求完全的行动自由,而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自主性,即自主性是“一国考虑到真实世界的客观条件,所拥有的自我决策的最大能力”。目前的国际体系仍然存在空间可供拉美国家利用。垂直的分工体系并没有剥夺外围国家自主行事的所有可能性,相反,外围国家还是有可能改变现有体系,或者创造新的结构,从而限制更强大的中心国家。霸权国家默许拉美国家拥有有限的自主空间,来确保拉美国家在核心利益上与霸权国保持一致。同时,面对霸权国,外围国家应该灵活地、平衡地利用有形和无形的权力资源,采取渐进的方式而不是正面对抗,在霸权国非核心利益的领域拥有自主发展战略,普伊格称之为“战略性操控”。

  非正统自主性的概念虽然只是一个抽象的框架性概念,但对于外围国家扩大思想和行为的空间很具有启发性。智利学者伯纳尔—梅萨(Bernal-Meza)认为,非正统自主性实际上就是“第三条道路”。对阿根廷来说这意味着,在冷战时期,阿根廷将在涉及与苏联发生冲突的重要问题上支持美国,但会根据国家发展的需求重新考虑发展与欧洲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

   普伊格的自主性理论在两个方面有重大突破。第一,分析对外政策时“去意识形态化”,更加理性地看待外围国家在追求自主性的过程中面临的限制因素和机会,在与中心国家保持核心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战略性地操纵国际体系,从而获得更大的自主性;第二,不过分夸大外围国家依附性的“顽疾”,不怨天尤人,也不激进地革命,这在政治上可以定义为“改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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