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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关新知论坛线上举行 美国战略信誉下降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2020年04月29日 10: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汪书丞 李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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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记者汪书丞 李想)4月23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举办国关新知线上论坛活动。本次论坛邀请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建仁作“战略信誉与美国的同盟体系”主题演讲,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作为特邀嘉宾进行评论。论坛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孙学峰主持。本次论坛以“战略信誉与美国同盟体系”为主线对当前美国领导力的下降做了全面分析。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讨论了美国信誉降低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同盟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今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跨学科议题。

  美国领导力下降对同盟弱化的影响

  周建仁结合自身最新论文成果作了题为“战略信誉与美国的同盟体系”的演讲。他指出,自2017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立志“让美国再次伟大”,退出或者威胁退出了许多国际机制或条约。无论是实际退出还是威胁退出,都使美国的战略信誉急剧下降。这些行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实力下降的情况下希望减少国际责任,其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收缩的行为。这些行为损害了美国的战略信誉,但是美国战略信誉的下降对美日、美韩同盟的冲击要明显小于对北约的冲击,美日、美韩同盟弱化的程度低于北约。

  在谈到特朗普政府自损信誉的行为表现时,他从经济和安全领域做了阐述。在经济领域,特朗普动摇其盟友信心的行为包括退出或威胁退出已有协定,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任意向盟友增加额外关税,以及把盟友当成经济敌人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自损信誉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威胁退出同盟或不明确承诺履行盟约的核心条款;二是不顾盟友的反对退出重要的军控协议。

  在回答为什么美国的亚太盟友日本、韩国的反应比较温和,而北约盟国法国和德国的反应比较强烈时,他提出了两个变量,即特朗普政府战略信誉以及同盟结构。他认为这两个变量解释了美国盟友反应不一的原因。他指出,美国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和下降的方式会影响到盟国利益受损程度,从而影响到同盟弱化程度。

  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美国领导力下降应该对北约影响较小,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谈到原因时,他认为,美国对日本、韩国所做出的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主要与经济议题相关。在安全领域,美国基本上维持甚至强化了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因此亚太地区盟友利益的受损程度相对较低。此外,美日、美韩同盟为双边同盟,只能独自对抗美国,其对抗美国的动机和能力都较低,因此美日、美韩同盟弱化程度低。美国对北约盟国所做出的自损战略信誉行为既发生在经济领域也发生在安全领域,这使得北约盟国利益的受损程度更高,主观上的绝对被剥夺感和相对被剥夺感都较为强烈,因此采取对抗性言行的动机也更为强烈。又因为北约是多边同盟,盟友可以联合抵制美国,因而其更有动机和能力采取对抗性的言行。

  周建仁还认为,这种现象和同盟结构也有很大的关系。他提及,同盟结构影响同盟采取反制的方式。双边同盟只能依赖自己,且与盟主实力不对称,因此反制能力较弱。多边同盟可以多对一联合反对盟主,实力不对称性较小,反制能力就较强。他表示,战略信誉下降的方式不同,会导致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不同,从而导致盟国的反制动机不同。

  同盟研究中的机制化亟须加强

  同盟研究中的制度结构特别是制度化水平对于同盟管理或者同盟维持至关重要。与会学者也对同盟研究的意义和目前存在的机制化水平不足等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阎学通认为,中国学术界的同盟研究多数还停留在历史层面,对同盟机制化研究相对薄弱。机制化研究在同盟研究中侧重程度变化,而非性质变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性质变化较容易,但在程度层面设立标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合理地设定标准并被广泛接受是今后中国学术界机制化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

  阎学通进而指出,学者要对不同的标准做出清晰的定义,这样才有利于对不同变量进行进一步测量。程度变化研究的难度要远大于性质变化的研究。在讨论环节,阎学通对不同条件下的同盟机制研究做了说明。他认为,同盟弱化和同盟强化的机制是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衡量。这就好比同盟的“形成”“同盟的持续”“同盟的解体”这三个现象背后都有着不同的生成机制。同盟强化需要在各国都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够形成。相反,在一个同盟体系中,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益受到伤害,就很容易导致同盟解体,而此时就不能用共同利益的概念来分析。

  周建仁发现,同盟结构会影响盟国对美国安全的依赖。当一方同盟面临生死攸关,且维持同盟有较大收益时,成员国承担更多的成本虽然会使同盟收益变低但仍然会有较大的正收益。同盟中,各个国家会容忍这种成本方式,采取妥协安抚的行为。相反,当一方同盟并非面临生死攸关时,国家在承担更多成本后,同盟的效益可能会降低到零或负效益。国家容忍这种成本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为了挽回损失,国家会采取对抗性补救措施,同盟弱化程度就比较高。

  他进而以双边和多边同盟的差异化机制为例,来解释同盟弱化程度的问题。在双边同盟中,一旦解体只能自助寻求安全。同时,双边同盟实力不对称程度更高,因此双边同盟对同盟依赖程度高。相反,在多边同盟中,即使同盟解体,也可以抱团取暖组成一个缩小版的同盟,且联合起来后和盟主的实力不对称程度更低,次优替代方案的存在使得盟国对同盟安全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对盟主不守信用带来的反制也就更强,同盟弱化的程度也就更高。

  在同盟中,小群体会给同盟带来一定的风险。周建仁称之为小群体效应。对于小群体,他认为,已有的小群体决策研究表明,小群体往往会做出比单独决策时更具有风险的决策,而多边同盟中遭受盟主伤害的国家在讨论应对方式时,也可以看成一个小群体。反制盟主本身是一种冒险政策,反制越激烈,风险性越强,因此多边同盟中的盟国更倾向于做出反制盟主的风险性决策。

  同盟理论发展与国际关系理论构建

  论坛最后,与会学者将目光聚焦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阎学通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同盟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同盟可以作为因变量研究。如同盟的生成机制,同盟如何形成、同盟如何持续、同盟如何解体和同盟如何弱化。第二,同盟可以作为自变量研究。比如,同盟如何影响国际格局、国际秩序,以及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同盟理论的作用。周建仁指出,战略信誉和同盟弱化都具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二者对战争与和平以及一个国家领导力的兴衰都具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也丰富同盟理论的发展,为理解战略信誉的可能影响及其发挥影响的条件提供参考。

  除了讨论同盟研究外,专家学者还对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如何构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阎学通指出,在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学者需要弄清楚自己研究的领域。国际关系是一门科学,因此需要用科学的理论去做国际关系研究。在科学理论中,理论需要对同类事物的集群做出合理解释,能够解释多种现象的理论才能被称之为好理论。他认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需要具备完整的逻辑链条和自相适应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有助于增强理论构建。阎学通表示,做跨学科研究需要有跨学科的知识,学者需要对各个学科的知识框架体系熟悉,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跨学科研究。周建仁同时表示,在做研究时,跨学科有助于填补理论漏洞和逻辑空白,一个强大的跨学科体系会有较高的知识贡献率。跨学科研究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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