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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站在地球仪旁重新思考开发开放
2020年04月15日 09:13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徐建 字号

内容摘要: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在全球化面临重大调整的今天,重新思考浦东与世界的关系,无疑是必要且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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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新的历史关口,浦东要始终牢记“面向世界”的嘱托,奋力书写改革开放的“最佳实践”,勇于代表国家参与塑造新型全球化格局。内在逻辑应是“最深开放—最强功能—最高质量—最优模式”的统一,发展路径应为“基于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塑造经济优势,依托经济优势彰显制度优势,最终确立竞争优势”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一句“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催人奋进。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在全球化面临重大调整的今天,重新思考浦东与世界的关系,无疑是必要且紧要的。

  浦东做对了什么

  浦东开发开放恰逢全球化加速发展之际,成功地实现了整体融入全球化、持续攀升价值链的目标。浦东究竟做对了什么?粗粗归纳有四个词:矢志不渝,首开风气,高举高打,久久为功。前面两个是意识和理念,后面两个为方法与路径,组合在一起便是“在地球仪旁”的思考精髓。

  首先是矢志不渝,坚持面向全球。无论是“四个中心”核心承载区,还是自贸试验区、科创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浦东始终把开放作为价值取向和战略路径。开放超越工具价值,已内化为浦东的基因并转化为治理的自觉手势,是浦东享誉全国乃至全球的品牌标签。

  其次是首开风气。30年来,浦东书写了中国开放史上的诸多第一,如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自贸试验区以及第一家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中外合资商业零售企业等。很多制度创新也首创于浦东,负面清单制、“证照分离”和“一业一证”等数百项改革已经或将要复制推广。

  再次是高举高打。浦东开发开放之初,没有走“三来一补”、从最低端起步的旧路,而是围绕高科技、先进制造业以及金融等现代服务业,迈出了高起点开放的新路。

  最后是久久为功。浦东始终注重战略进取和战略耐心的平衡,在国家整体开放框架内积极融入全球,在开放的主要领域和关键议题上持续迭代推进,积跬步以至千里。

  比如,外高桥保税区1990年6月设立之初就蕴含了“自由贸易”理念,经过在国际贸易、海关监管、专业市场等领域的多年探索,最终成为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的重要片区。

  辩证把握长期转向

  当前,全球化走势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我们应该在变与不变中辩证把握“地球仪”的长期转向。

  先来看“不变”。历史表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来自生产力发展与技术进步。这也是全球化作为客观历史趋势未受到方向性逆转的根源所在。基于这一判断,真正的问题是:怎样追求一个更好的全球化?

  再看“变”,其具体表现有:

  一是全球治理的缺失。例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引发负面效应;双边或区域性投资贸易协定涌现,一定程度上带来全球经济运行的碎片化、复杂化;地缘政治考量不时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等等。

  二是分工布局的调整。复杂因素驱动下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意识和避险行为,推动全球分工网络从“全球整合”向“本土整合”和多元分散布局转变。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处于独特地位,即发达国家价值链环流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环流的交汇之处,可称之为衔接两大环流的枢纽。

  三是要素资源的嬗变。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创新的价值日益显现。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正在从集聚跨国巨头转向更加重视创新动能培育,加速打造全球创新网络。其中,技术、数字要素成为全球流动空间的新核心,数字经济有望全面塑造产业体系。

  四是贸易内容的变化。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角色愈发重要,是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重点。由此,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重心也在加速转向服务贸易领域。

  五是驱动主体的丰富。原有全球化的驱动力量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但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持续成长。同时,中小企业日趋活跃,正在改变“大才能出”的传统路径。

  六是福利分配的异化。当前,对全球化的质疑主要源于发达国家内部中产阶层收入降低、规模萎缩以及制造业岗位流失、社会不公等现象。究其根源是全球化收益分配不均、劳动和资本严重失衡,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跨国公司攫取了绝大多数收益。

  “两个扇面”的连接枢纽

  站在新的历史关口,浦东要始终牢记“面向世界”的嘱托,奋力书写改革开放的“最佳实践”,勇于代表国家参与塑造新型全球化格局。其中,内在逻辑应是“最深开放—最强功能—最高质量—最优模式”的统一,发展路径应为“基于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塑造经济优势,依托经济优势彰显制度优势,最终确立竞争优势”。

  第一,最深开放。

  最深开放体现在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上。一方面,进一步扩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电信等服务领域开放;另一方面,认真对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等,以最新标准、最高水平倒逼自身,通过制度创新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而积极引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变革。

  要面向“一带一路”发力,进一步发挥核心枢纽的重要作用,打造特色开放制高点。同时,在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以及联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下功夫,真正塑造“两个扇面”的连接枢纽。

  第二,最强功能。

  最强功能意味着要努力在全球分工网络中发挥核心节点作用。在全球资源配置方面,进一步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要素市场以及平台机构,集聚全球资本、技术、人才和炒股配资 等生产要素,掌握重要生产要素的国际定价权;在科技创新策源方面,发挥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关键载体优势,汇聚全球高端创新元素,开展重大原始创新和新兴技术研究,积极布局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创新网络。

  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瞄准全球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新兴产业,参与构建若干开放型产业集群,努力达到并保持全球相应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最高水平,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在开放枢纽门户方面,释放自贸试验区、世界级空海港等重大载体枢纽的综合效应,在全球供应链可能的分散布局中占据主动。

  第三,最高质量。

  最高质量要求着力将开放的优势、集聚的全球要素资源真正转化为高水平的发展成果。它的一个前提是大体量,即必须进一步提高经济规模优势,在人均产出上向纽约、伦敦、东京等看齐。同时,还包括产业体系竞争力、公共治理优化、民生保障完善等内容。

  第四,最优模式。

  最优模式需要走出一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全球化之路。一方面,要推动市场主体与“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开展互惠互利合作,帮助它们融入以我为中心的价值链体系;另一方面,对内要更加重视民生和生态,构建包容性、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消除全球化伴生的负面社会和生态效应,等等。

  (作者为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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